王安石歷史評價
宋元
韓琦：“安石為翰林學(xué)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學(xué)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
司馬光：“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zhí)拗耳。”
蘇軾在代表宋哲宗給王安石的制詞（《王安石贈太傅》）中說：
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xué)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fēng)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xué)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yè)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云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于漁樵，不亂群于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guī)摹，想見風(fēng)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暗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黃庭堅：“余嘗熟觀其（王安石）風(fēng)度，真視富貴如浮云，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朱光庭：“昔王安石當(dāng)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yǎng)交，寖成大弊。”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啟之。”
崔鶠：“除異己之人，著《三經(jīng)》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
朱熹：“以文章節(jié)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jīng)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fù)見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wù)，引用奸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xué)問，熙甯之事業(yè)，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xué)，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xí)，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質(zhì)也。掃俗學(xué)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shù)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嚴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
羅大經(jīng)：“國家一統(tǒng)之業(yè)，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袁桷：“儒以稽古，酌時斯正。用非所宜，秪益其病。在漢懿侯，治守清凈。惟爾荊公，行修于躬。耽精古籍，慨想遐風(fēng)。懷寶陸沈，患莫已逢。激而翹之，以達天聰。高配五帝，羞視七制。廷議藉藉，斷以辯毅。復(fù)古之志，與帝俱銳。發(fā)政累名，公是喪朋。晚歸鐘陵，惘兮慎兢。蹇驢空山，悟彼愛憎。矯矯貞姿，涅而不緇。吾將疇，依為學(xué)是師。” （《劉敏叔畫八君子圖贊》）
明清
楊慎認為王安石是奸臣，并說：“弘治中，余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日：‘神宗之昏惑，合（周）赧、（胡）亥、（漢）桓、（漢）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王）莽、曹（操）、（司馬）懿、（朱）溫為一人者。’此言最公最明矣。”
于慎行認為：荊公之法，大多傳于后世，至今不廢，“永為后世法則，其所行豈盡非哉？”
顧炎武指責(zé)王安石藏富于國，變易天下“好尚端方”的淳厚風(fēng)俗，并認為后來進行八股取士的責(zé)任在他。
王夫之較為全面、系統(tǒng)地否定王安石的人品和新法，認為王安石“為小人”是不容置疑的，還認為他執(zhí)行的是“苛政”，是“敗亡之政”，“民乃益怨，釁乃倏生，敗亡沓至而不可御”。 但也承認王安石變法中的許多項目“迄至于今，有名實相仍，行之不革”。
顏元
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
且公之施，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
蔡上翔：“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shù)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
近現(xiàn)代
陸心源：“三代以下，有經(jīng)濟之學(xué)，有經(jīng)術(shù)之學(xué)，有文章之學(xué)，得其一皆可以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時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蓋學(xué)之不明也久矣。自漢至宋，千有余年，以合經(jīng)濟、經(jīng)術(shù)、文章而一之者，代不數(shù)人，荊國王文公一焉。《三經(jīng)新義》不盡出荊公之筆，《周禮》無假手焉，言簡意賅，深得馬、鄭家法……蓋有治人無治法，古今之通病。治得其人，鄞之政如此；治不得其人，雖以周公制法，而周亦亡，于荊公何尤？且夫法不能無敝，敝則必變。夏尚忠，商尚質(zhì)，周尚文，變之至也。秦、漢而下，承謬襲陋，其敝其極。荊公出而思復(fù)三代之盛，不可謂非豪杰之士。惜乎！其昧于知人也。論者并其經(jīng)濟而沒之，苛矣。至于荊公之文章，歐陽、司馬固已推之，迄今無異議焉。”
梁啟超：
以余所見宋太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頃陂，其氣節(jié)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xué)術(shù)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shè)施之事功，適應(yīng)于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而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嗚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dāng)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dāng)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克倫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蔡東藩：
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dāng)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zhí)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dāng)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zhí)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至若登州婦人一案，較諸斗鶉少年，尤關(guān)風(fēng)化，同僚謂不宜減罪，而彼必欲減免之，蓋無非一矯情立異之見耳。夫朝廷舉措，關(guān)系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我姑勿論安石之法，已先當(dāng)誅安石之心。
呂思勉在《中國通史》中認為：“王安石的變法，舊史痛加詆毀，近來的史家，又有曲為辯護的，其實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錯的。但行政有一要義，即所行之事，必須要達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竇，必須減至極少。若弊竇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達，就不免徒滋紛擾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說他全無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極大，則亦不容為諱。”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在《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lǐng)》中曾提到：“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
毛澤東于1915年在《致蕭子升信》中認為：“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禮》，作《字說》，其文章亦傲睨漢唐，如此可謂有專門之學(xué)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并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蔣介石于1940年在《推進地方自治之基本要務(wù)》中說：“我對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在秦漢以前則推周公，至于秦漢以后的政治家，所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他能夠根據(jù)我們中國政治的原理，擬具切中時弊的計劃，舉辦新政，改革社會，建設(shè)經(jīng)濟，來救濟當(dāng)時宋朝的貧弱，可是他的缺點，就是沒有健全的干部，也沒有注意訓(xùn)練，不知道怎樣來實行，所以結(jié)果完全失敗。”
漆俠在1959年出版的《王安石變法》一書中高度贊揚王安石的個性和為人，充分肯定了“熙寧新法”維護地主階級、特別是中小地主階層的利益，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多少改善了勞動人民的生活，促進了社會生產(chǎn)的發(fā)展，加強了北宋王朝的封建統(tǒng)治。因而“它是地主階級的一個自救運動”。新舊兩黨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nèi)部兩條路線的斗爭，王安石代表的變法派是進步的，司馬光代表的反變法派是反動的。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了，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無疑是歷史上一個進步力量的失敗”。
鄧廣銘：
王安石是一個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是一個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對于政治、經(jīng)濟、軍事和社會的變革他都具有理想和抱負、韜略和辦法。
王安石是一個戰(zhàn)略家。不論在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方面，或是對待一直威脅著北宋政權(quán)安全的北方契丹政權(quán)和西北方西夏政權(quán)，王安石都有經(jīng)過他的獨立思考和深思熟慮而構(gòu)成的規(guī)劃和籌策，所以是一個真正的能夠高瞻遠矚的戰(zhàn)略家。
黃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xué)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jīng)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chǎn)與流通。如果經(jīng)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xiàn)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zhí)行于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余英時：“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后，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zhí)政派聯(lián)成一黨，不復(fù)具有超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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