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文學成就
詩歌
詩歌內容
劉禹錫的山水詩，改變了大歷、貞元詩人襟幅狹小、氣象蕭瑟的風格，而常常是寫一種超出空間實距的、半虛半實的開闊景象，如“水底遠山云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煙”（《和牛相公游南莊醉后寓言戲贈樂天兼見示》），“野草芳菲紅錦地，游絲繚亂碧羅天”（《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楊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這靜謐空靈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詩人的主觀情感，構成了一種恬靜平和的氛圍。不過，雖然劉禹錫說過“能離欲則方寸地虛”，但是他積極參與永貞革新，其實還是要在社會中實現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較倔強，詩中倒是常常表現出高揚開朗的精神。如《秋詞》二首之一、《同樂天登棲靈寺塔》，都有一種高揚的力量。
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內涵、開闊疏朗的境界和高揚向上的情感，劉禹錫的詩歌便顯得既清峻又明朗。 劉禹錫又多次貶官南方，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劉禹錫常常收集民間歌謠，學習它的格調進行詩歌創作，如《白鷺兒》詩以隱喻方式寫自己孤高的情懷，但用的是輕快的民歌體。還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詞》《楊柳枝詞》《堤上行》《蹋歌詞》《浪淘沙詞》《西塞山懷古》等，都很樸素自然、清新可愛，散發著民歌那樣濃郁的生活氣息，以下兩首尤為傳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詞》二首之一。
作品風格
劉禹錫及其詩風頗具獨特性。他性格剛毅，饒有豪猛之氣，在憂患相仍的謫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悶，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終不曾絕望，有著一個斗士的靈魂；寫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重游玄都觀絕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謠》《飛鳶操》《華佗論》等詩文，屢屢諷刺、抨擊政敵，由此導致一次次的政治壓抑和打擊，但這壓抑打擊卻激起他更為強烈的憤懣和反抗，并從不同方面強化著他的詩人氣質。他說：“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謁柱山會禪師》）。
劉禹錫早年隨父寓居嘉興，常去吳興拜訪作為江南著名禪僧兼詩僧的皎然和靈澈，據其《澈上人文集紀》自述，當時他“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這一早年經歷對其后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很深。
劉禹錫的詩，無論短章長篇，大都簡潔明快，風情俊爽，有一種哲人的睿智和詩人的摯情滲透其中，極富藝術張力和雄直氣勢。諸如“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學阮公體三首》其二）、“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云睡眼開。天地肅清堪四望，為君扶病上高臺”（《始聞秋風》）這類詩句，寫得昂揚高舉，格調激越，具有一種振衰起廢、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絕句，也是別具特色，如：“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詞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楊柳枝詞九首》其一）就詩意看，這兩篇作品均簡練爽利，曉暢易解，但透過一層看，便會領悟到一種傲視憂患、獨立不移的氣概和迎接苦難、超越苦難的情懷，一種奔騰流走的生命活力和棄舊圖新面向未來的樂觀精神，一種堅毅高潔的人格內蘊。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詞》，全詩一反傳統的悲秋觀，頌秋贊秋，賦予秋一種導引生命的力量，表現了詩人對自由境界的無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劉禹錫深信佛教，早年師從的詩僧皎然的著作《詩式》，已經將禪學與詩學聯系起來。劉禹錫受到皎然的影響，又通過長期接觸禪學和詩歌創造實踐，明確認識到“悟不因人，在心而已”的道理，這八個字是劉禹錫對禪學精髓的把握，也成為他的詩論的基礎。 他還說寫詩的人應該“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董氏武陵集紀》），前句即指語言的簡練與含蓄，后句即指主體的觀照與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視通過錘煉與潤飾使詩歌的語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對多用生僻字眼，提出“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 后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劉賓客嘉話錄》）；另一方面，他又極重視主體的觀照與冥想，在《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詩引》中他曾說： “能離欲則方寸地虛，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詞。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
劉禹錫的詩大多自然流暢、簡練爽利，同時具有一種空曠開闊的時間感和空間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越中藹藹繁華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都是他對歷史、人生進行沉思之后的一種感悟。這種感悟以形象出現在詩里，不僅有開闊的視界，而且有一種超時距的跨度，顯示出歷史、現實、未來在這里的交融。
劉禹錫的詠史詩十分為人稱道。這些詩以簡潔的文字、精選的意象，表現他閱盡滄桑變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蘊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西塞山懷古》《烏衣巷》《石頭城》《蜀先主廟》等都是名篇。
辭賦
除詩歌與論說文外劉禹錫的辭賦創作在唐代辭賦史中，乃至整個辭賦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視的環節，其存賦十一篇，與唐代各家所存辭賦數目相較，也不算少了。馬積高在其著作《賦史》中評價中唐時期的辭賦家，列柳宗元為首位，韓愈、劉禹錫并列其次，又將柳宗元之辭賦同屈原相提并論，即可見一斑。而實際上，劉禹錫本人也是對自己的文章水平頗有自信的，在其《子劉子自傳》中他說：“天與所長，不使施兮。”這里的“所長”指的即是自己的長于文詞，而在這“文詞”之中當然也包括辭賦在內。在劉禹錫的十一篇辭賦作品當中以《秋聲賦》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劉禹錫的辭賦多數創作于貶謫時期，因此逐臣之悲與懷才不遇便成了其辭賦創作的重要主題，騷怨情懷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時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也貫穿始終。此外，除了反映貶謫愁思的作品，其辭賦還有應試科舉所作的律賦——《平權衡賦》，懷古傷今的《山陽城賦》，悼亡的《傷往賦》，描寫景物風俗的《楚望賦》。作為唐代重要的文學家與哲學家，劉禹錫的詩歌成就較高，是唐詩研究的重要領域，而詩文又為當時的文學主流，故劉禹錫的辭賦創作必然要受到其詩歌創作影響的。例如劉禹錫詩歌的主題便影響著他辭賦的主題，許多在其詩歌中描繪的場景畫面、表達的情感內容，同樣也出現在他的辭賦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詩文與辭賦的互動關系是其辭賦研究的有利環節。
論說文
劉禹錫的文章以論說文成就為最大。一是專題性的論文，論述范圍包括哲學、政治、醫學、書法、書儀等方面。哲學論文如《天論》三篇，論述了天的物質性,指出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并在當時的科學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論”產生的社會根源，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論文如《答饒州元使君書》《論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都征引豐富,推理縝密，巧麗淵博，雄健曉暢。二是雜文。
一般因事立題，有感而發，如《因論》七篇；也有的是“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如《華佗論》《辯跡論》《明贄論》等。這些作品，短小精悍，隱微深切。或借題發揮，針砭現實；或托古諷今，抨擊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劉禹錫認為自己所長在“論”，韓愈所長在“筆”（《祭韓吏部文》），反映了他對自己的論文的重視。劉禹錫的散文，與他的詩歌一樣，辭藻美麗，題旨隱微。柳宗元說他“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劉禹錫《猶子蔚適越戒》引），為深中肯綮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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