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范仲淹的生平
早年生活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十九日（公歷10月1日），范仲淹生于河北真定府（今河北省石家莊市正定縣）。在百日后隨家人去吳縣（今蘇州市）。 父親范墉，從吳越王錢俶歸宋，歷任成德、武信、武寧節度使掌書記，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卒于任所。母親謝氏貧困無依，抱著兩歲的范仲淹，改嫁山東淄州長山縣河南村(今鄒平縣長山鎮范公村)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從其姓，取名朱說[5]，在朱家長大成人。
范仲淹從小讀書十分刻苦，朱家是長山的富戶，但他為了勵志，常去附近長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讀書。晨夕之間，便就讀諷誦，給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時，他的生活極其艱苦，每天只煮一碗稠粥，涼了以后劃成四塊，早晚各取兩塊，拌幾根腌菜，調拌于醋汁，吃完繼續讀書。后世便有了劃粥斷齏[6]的美譽，但他對這種清苦生活卻毫不在意，而把全部精力放在書中，以讀書為樂趣。
這樣過了快三年，范仲淹幾乎把長山縣的書籍讀了個遍，此處已漸漸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欲望。 一個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秘密。他發現自己原是望亭范家之子，這些年來，一直靠繼父的關照生活。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驚，愧恨交集之下，他決心脫離朱家，自立門戶，好好學習，等到將來功成名就，再來贍養母親。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幾樣簡單的衣物，佩上琴劍，不顧朱家和母親的阻攔，流著眼淚，毅然辭別母親，離開長山，徒步求學去了。
步入仕途
刻苦攻讀，終于中第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歲的范仲淹來到南京應天府書院(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1]。應天府書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校舍宏偉，眾然而立，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間，藏書數千卷。1043年，宋仁宗下旨將應天府書院改為南京國子監，與東京開封國子監、西京洛陽國子監并列成為北宋時全國最高學府。更主要的是這里聚集了許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師生。到這樣的學院讀書，既有名師可以請教，又有許多同學互相切磋，還有大量的書籍可供閱覽，況且學院免費就學，更是經濟拮據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應天府后來改名南京，應天府書院所以又叫南都學舍。 范仲淹十分珍惜嶄新的學習環境，來到此地之后，范仲淹如魚得水，歡興致極，所以他十分珍惜這天堂般的知識殿堂，不思晝夜，刻苦攻讀。范仲淹的一個同學、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長官）的兒子看他常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給他。他竟一口不嘗，聽任佳肴發霉。直到人家怪罪起來，他才長揖致謝說：“我已安于劃粥割齏的生活，擔心一享受美餐，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 范仲淹艱澀的生活，有點像孔子的賢徒顏回：一碗飯、一瓢水，在陋巷，即使別人叫苦連天，他依然樂在其中。
范仲淹的連歲苦讀，也是從春至夏，經秋歷冬；凌晨舞一通劍，回家糊涂夜半和衣而眠。別人看花賞月，他只在六經中尋樂。偶然興起，也吟詩抒懷： “白云無賴帝鄉遙，漢苑誰人奏洞簫？多難未應歌風鳥，薄才猶可賦鷦鷯。瓢思顏子心還樂，琴遇鐘期恨即銷。但使斯文天未喪，澗松何必怨山苗。”（此詩是范仲淹寫給書院同窗晏殊的） 數年之后，范仲淹對儒家經典——諸如《詩經》、《尚書》、《易經》、《禮記》、《春秋》等書主旨，已然堪稱大通。吟詩作文，也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決心擔當起國家興亡的重任。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領百官到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去朝拜太清宮。浩浩蕩蕩的車馬路過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整個城市熱鬧非凡，人們擠擠擁擁唯恐錯過龍顏，范仲淹卻不為所動，一個人閉門，仍然埋頭讀書。有個要好的同學特地跑來勸他：“快去看，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千萬不要錯過！”但范仲淹只隨口說了一句：“將來再見也不晚”，便頭也不抬地繼續讀他的書了。果然，第二年他就中了進士，這位學生就是日后北宋偉大的改革家思想家范仲淹。
應試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春，范仲淹通過科舉考試，中榜成為進士。在崇政殿參加御試時，他第一次看見年近五旬的真宗皇帝。后來還榮赴了御賜的宴席。二月的汴京(今開封市)，春花滿目。進士們坐跨駿馬，在鼓樂聲中游街：“長白一寒儒，名登二紀余”。他吟著這樣的詩句，想到自己已經二十七歲。比起旁邊的滕宗諒等人，年紀顯得大了許多。不久，他被任命為廣德軍的司理參軍（廣德軍位置在今安徽廣德縣一帶，司理參軍是掌管訟獄、審理案件的官員，從九品）。接著，又調任為集慶軍節度推官（集慶軍轄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帶，節度推官是幕職官，從八品）。他把母親接來贍養，并正式恢復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從此開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入仕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調往泰州海陵西溪鎮(今江蘇省東臺縣附近)，作鹽倉監官——負責監督淮鹽貯運轉銷。西溪鎮瀕臨黃海之濱，鎮上雖也可偶見牡丹，其荒遠情景畢竟與內地不同。乍聽風浪的呼嘯及野鶴的長唳，范仲淹不免略覺惆悵。而倉官既屬于閑差，他便暫以疏懶飲宴采自我解嘲：“卑犧曾未托椅梧，敢議雄心萬里途！蒙叟自當齊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懶甚，溪人能信解嘲無？” 然而，他很快發現，這里有許多事情需要去做。當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經坍圮不堪，不僅鹽場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廣闊的農田民宅，也屢受海濤威脅。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萬災民流離失所。官府鹽產與租賦，都蒙受損失。為此，他上書給江淮漕運張綸，痛陳海堤利害，建議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連云港至長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堅固的捍海堤堰。對于這項浩大的工程，張綸慨然表示贊同，并奏準朝廷，調范仲淹作興化縣令（今江蘇省興化市），全面負責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興化縣令范仲淹率領來自四個州的數萬民夫，奔赴海濱。但治堰工程開始不久，便遇上夾雪的暴風，接著又是一場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員，認為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張取締原議，徹底停工。事情報到京師，朝臣也躊躇不定。而范仲淹則臨危不懼，堅守護堰之役。大風卷著浪濤沖到他腿上，兵民們紛紛驚避，官吏也驚慌失措，范仲淹卻沒有動，他有意看看身旁的同年好友滕宗諒，宗諒正從容不迫地評論著一段屹立的堤堰。大家發現他兩人泰然自若，情緒也安穩下來。 經過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堅持，捍海治堰又全面復工。不久，綿延數百里的悠遠長堤，便凝然橫亙在黃海灘頭。鹽場和農田的生產，從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災流亡的數干民戶，又扶老攜幼，返回家園。人們感激興化縣令范仲淹的功績，都把海堰叫作“范公堤”。興化縣不少災民，竟跟著他姓了范。 至今興化仍有范公祠遺址，為父老懷念。
“有客狂且淳，少小愛功名”，“風塵三十六，未做萬人英”，這是范仲淹三十六歲時寫的詩句。他大約至三十四、五歲才結婚，這年得了一子，并被調回京師，大理寺丞。從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服喪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謝氏病故。范仲淹含淚服喪，回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當時南京留守官晏殊，已風聞仲淹通曉經學，尤長于《易經》。他邀請仲淹協助戚氏主持應天府學的教務。仲淹慨然領命，還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薦給晏殊。 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學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時刻表，按時訓導諸生讀書。夜晚，還經常深入宿舍，檢查和責罰那些偷閑嗜睡的人。每當給諸生命題作賦，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試題難度和著筆重點，使諸生迅速提高寫作水平。
應天府書院的學風，很快就煥然一新。四方前來就讀和專意向范仲淹問業的人，絡繹而至。范仲淹熱誠接待這些迢迢而來的學者，不倦地捧書為他們講授。有時，還用自己的微薄俸祿招待他們吃飯，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 一次，有位游學乞討的孫秀才，前來拜謁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錢。過了一年，孫秀才又來拜謁范公，范仲淹一邊送錢給他，一邊問他為何匆匆奔討，不坐下來靜心讀書。孫秀才悲戚地說，“家有老母，難以贍養；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夠使用。”范仲淹對他說：“聽語氣，你不像乞客。待我幫你在本校找個職事，讓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養老人。如此這般，你能安心治學不能?”孫秀才大喜拜命，從此，跟著范仲淹攻讀《春秋》。第二年，范仲淹離開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孫秀才也辭去職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傳誦著有位德高望重的學者，在泰山廣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孫名復。就連山東著名的徂錸先生石介，也師事于他。這位學者，便是當年那位孫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說：“貧困實在是一種可怕的災難。倘若孫復一直乞討到老，這杰出的人才豈不湮沒沉淪。” 除了孫復之外，范仲淹還聯絡和幫助過許多著名的學者。如胡璦、李覯、張載，石介等。或邀聘他們到自己的管界主持教務，或薦舉他們出任朝廷的學官，或指點他們走上治學之路。從海陵到高郵，從蘇州到邠州(今陜西彬縣)，范仲淹每到一處，總是首先興學聘師，關心教育。后來作到宰相時，更下令所有的州縣一律辦學。而經他指教和影響過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波折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喪結束。經過晏殊的推薦，他榮升秘閣校理——負責皇家圖書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閣設在京師宮城的崇文殿中。秘閣校理之職，實際上屬于皇上的文學侍從。在此，不但可以經常見到皇帝，而且能夠耳聞不少朝廷機密。對一般宋代官僚來說，這乃是難得的騰達捷徑。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內幕，便大膽介入險惡的政治斗爭。他發現仁宗皇帝年已二十，但朝中各種軍政大事，卻全憑六十歲開外的劉太后一手處置，而且，聽說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讓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給她叩頭慶壽。范仲淹認為，家禮與國禮，不能混淆，損害君主尊嚴的事，應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評這一計劃。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責備他為何如此輕狂，難道不怕連累舉主嗎？范仲淹素來敬重晏殊，這次卻寸步不讓，沉臉抗言：“我正為受了您的薦舉，才常怕不能盡職，讓您替我難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議論而降罪于您。”一席話，說得晏殊無言答對。 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寫信給晏殊，詳細申辯，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請劉太后撤簾罷政，將大權交還仁宗。朝廷對此默不作答，卻降下詔令，貶范仲淹寓京，調趕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濟縣一帶)任副長官——通判。秘閣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舉酒餞別說：“范君此行，極為光耀呵！” 三年之后，劉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淹召回京師，派做專門評議朝事的言官——右司諫。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書言事更無所畏懼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東和江淮一帶大旱，又鬧蝗災。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請仁宗馬上派人前去救災，仁宗不予理會。他便質問仁宗：“如果宮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該當如何?”仁宗驚然慚悟，就讓范仲淹前去賑災。他歸來時，還帶回幾把災民充饑的野草，送給了仁宗和后苑宮眷。 這時的宰相呂夷簡，當初是靠討好劉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趕忙說太后的壞話。這種狡詐行徑，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職務也被罷免。但夷簡在宮廷中的因緣關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過內侍閻文應等重登相位，又與閻文應沆瀣一氣，想借仁宗的家務糾紛，而廢掉郭后。墮入楊美人、尚美人情網的年輕皇帝，終于決定降詔廢后，并根據呂夷簡的預謀，明令禁止百官參議此事。范仲淹懂得，這宮廷家務糾紛背后，掩藏著深刻而復雜的政治角逐。他與負責糾察的御史臺官孔道輔等，數人徑趨垂拱殿，求見仁宗面談。他們伏閣吁請多時，無人理睬；司門官又將殿門砰然掩閉。范仲淹等人手執銅環，叩擊金扉，隔門高呼質問：“皇后被廢，為何不聽臺諫入言！”看看無濟于事，大家在鋼虎畔議定一策，準備明日早朝之后，將百官統統留下，當眾與呂相辯論。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牽著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勸戒他勿去招惹禍機。他卻頭也不回地出門而去。剛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聽降詔傳呼，貶他遠放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建德市梅城鎮)知州。接著，朝中又派人趕到他家，催促著要押他即刻離京。孔道輔等人，也或貶或罰，無一幸免。 這次至城郊送別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舉酒贊許說：“范君此行，愈為光耀！”在離開諫職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無悔恨，只是略覺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卻認為自己更象孟軻：“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軻意正迂闊，悠然輕萬鍾”!
過了幾年，他由睦州移知蘇州，因為治水有功，又被調回京師，并獲得天章閣待制的榮銜，做了開封知府。前時一同遭貶的孔道輔等人，也重歸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頓官僚機構，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僅僅幾個月，號稱繁劇的開封府就“肅然稱治”。
范仲淹看到宰相呂夷簡廣開后門，濫用私人，朝中腐敗不堪。范仲淹根據調查，繪制了一張“百官圖”，在景祐三年(1036年)呈給仁宗。他指著圖中開列的眾官調升情況，對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銳的批評。呂夷簡不甘示弱，反譏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連上四章，論斥呂夷簡狡詐。呂夷簡更誣蔑范仲淹勾結朋黨，離間君臣。 范、呂之爭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呂夷簡老謀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勢而最終取勝。仁宗這年二十七歲，尚無子嗣。據說范仲淹曾關心過仁宗的繼承人問題，或許談論過立什么皇太弟侄之類的事。這事雖出于興旺宋廷的至誠和忠直之心，卻不免有損仁宗的自尊。加以呂夷簡的從旁中傷，范仲淹便被遞奪了待制職銜，貶為饒州知州。后來幾乎又貶死嶺南。 臺官韓瀆為迎合宰相意旨，請把范仲淹同黨的人名，寫成一榜，張掛于朝堂。余靖、尹洙、歐陽修等人，因為替范仲淹鳴不平，也紛紛被流放邊遠僻地。從此，朝中正臣奪氣，直士咋舌。
這次到都門外送范仲淹的親朋，已寥寥無幾。但正直的王質，卻扶病載酒而來，并稱許“范君此行，尤為光耀！”幾起幾落的范仲淹聽罷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請備一只整羊，作為祭吧！”第二天，有人警告王質說，他昨日送范仲淹的一言一動，都被監視者記錄在案，他將作為范黨被審查。王質聽了，毫無畏色，反引以為榮。
饒州在鄱陽湖畔。從開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須經十幾個州。除揚州外，一路之上竟無人出門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對此，也并不介意。他已經習慣于從京師被貶作地方官了。他捻著花白的髭纘，在饒州官舍吟起一詩；“三出青城鬢如絲，齋中蕭灑過撣師”，“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范仲淹自幼多病，近些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饒州。在附近做縣令的詩友梅堯臣，寄了一首《靈烏賦》給他，并告訴他說，他在朝中屢次直言，都被當作烏鴉不祥的叫聲，昔日愿他拴緊舌頭，鎖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飛。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靈烏賦》，稟復說，不管人們怎樣厭惡烏鴉的啞啞之聲，我卻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歲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調到潤州(今江蘇鎮江一帶)和越州(今浙江紹興一帶)作知府。這時，一樁重大事件震動了全國，也改變了他的命運。
戍邊
原來住在在甘州和涼州（今甘肅張掖、武威）一帶的黨項族人，本來臣屬于宋朝。從寶元元年(1038年)起，黨項族首領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國，自稱皇帝，并調集十萬軍馬，侵襲宋朝延州(今陜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對西夏的突然挑釁，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內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團，宋仁宗也舉棋不定，莫衷一是。邊境上更是狼狽，由于三十多年無戰事，宋朝邊防不修，士卒未經戰陣，加上宋將范雍無能，延州北部的數百里邊寨，大多被西夏軍洗劫或奪去。仁宗與呂夷簡商議，派夏竦去做陜西前線主帥；又采納當時副帥韓琦的意見，調范仲淹作副帥——陜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后來又把尹洙也調至西線。
五十二歲的范仲淹，先被恢復了天章閣待制的職銜，轉眼間又榮獲龍圖閣直學士的職銜。進京面辭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掛帥趕赴延州，仕途上的艱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鬢發，但是忠心報國的熱忱卻不減當年。范仲淹親臨前線視察，他發現宋軍官兵、戰陣、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頗多弊端；如不改革軍陣體制，并采取嚴密的戰略防御，實難扭轉戰局。韓琦的看法卻不同，他低估了西夏軍優勢，并激于屢受侵擾的義憤，主張集中各路兵力，大舉實行反擊。夏竦為請仁宗批準反攻計劃，派韓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獲仁宗詔準后，尹洙又奉命謁見范仲淹，請他與韓帥同時發兵。范仲淹與韓、尹雖為至交，卻認為反攻時機尚未成熟，堅持不從。尹洙慨嘆道：“韓公說過，‘且兵須將勝負置之度外’。您今天區區過慎，看來真不如韓公!”范仲淹說：“大軍一發，萬命皆懸，置之度外的觀念，我不知高在何處？”
慶歷元年(1041年)正月，韓琦接到西夏軍侵襲渭州(今甘肅平涼一帶)的戰報。他立即派大將任福率軍出擊。西夏軍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直追至西夏境六盤山麓，卻在好水川口遇伏被圍。任福等十六名將領英勇陣亡，士卒慘死一萬余人。韓琦大敗而返，半路碰上數千名死者的家屬。他們哭喊著親人的姓名，祈禱亡魂能跟著韓帥歸來。韓琦駐馬掩泣，痛悔不迭。
范仲淹的戰略防御，并非單純或消極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檢閱軍旅，并實行了認真的裁汰和改編。他從士兵和低級軍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將，由當地居民間選錄了不少民兵；又開展了嚴格的軍事訓練。按軍階低高先后出陣的機械臨陣體制，也被他取締，改為根據敵情選擇戰將的應變戰術。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納種世衡的建議，先在延北筑城；后來又在宋夏交戰地帶，構筑堡寨。對沿邊少數民族居民，則誠心團結，慷慨優惠，嚴立賞罰公約。這樣，鹿延、環慶、涇原等路邊防線上，漸漸屹立起一道堅固的屏障。
慶歷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長子純佑和蕃將趙明，率兵偷襲西夏軍，奪回了慶州西北的馬鋪寨。他本人，又隨后引軍出發。諸將誰也不知道這次行動的目的。當部隊快要深入西夏軍防地時，他突然發令：就地動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經備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這便是鍥入宋夏夾界間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順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來攻，卻發現宋軍以大順城為中心，已構成堡寨呼應的堅固戰略體系。
從大順城返回慶州的途中，范仲淹覺得如釋重負。頭年，在延州派種世衡筑青澗城，東北邊防已趨穩定。西夏軍中私相戒議的話，也傳到他的耳朵里。他們說“不能輕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對付”。當前慶州北部的邊防，也大體接近鞏固。只是他自己的身體，卻感到十分疲乏。此刻正是暮春季節，山畔的野花剛剛開放。如果是在江南，早已百花爛漫了。他隨口吟起四句詩：“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見花；將軍了邊事，春老未還家。”
轉眼又是夏去秋來．范仲淹為了嚴密防務，不能不赴大順城等處踏勘。他如今已逾五十四歲，滿頭白發，在朔風中搖曳，望望天空南飛的大雁，心中有無盡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燈填起詞來，一連數闋《漁家傲》，都以相同的四個字開頭：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范仲淹還采取了一些辦法來提高軍隊的戰斗力。宋朝皇帝的詔旨中曾規定了各級將領統率軍隊的數目，若遇敵侵犯，地位低的軍官就帶軍隊先行出陣抵御。范仲淹說：“戰將不選擇適當的人，只以官階高低作為出陣先后的標準，這是自取失敗的辦法。”于是，他認真檢閱了延州的軍隊，淘汰了一批怯懦無能的將校，選拔了一批經過戰火考驗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們。他又淘汰老弱，選擇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們分成6部，讓每個將領統率3千人，分別予以訓練，改變了過去兵將不相識的狀況，臨戰時根據敵軍多寡，調遣他們輪流出陣抗敵。
范仲淹又積極召募士兵。因為原來守邊的大都是從內地調來的已經腐化的禁軍，這批人既不耐勞苦，又因久戌思鄉，斗志不高，而從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強悍敢戰，又因保衛家鄉，斗志較強。精練士卒，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則，將士沒喝上水他從不說渴，將士沒吃上飯他從不叫餓，朝廷賞賜給他的金帛都分發給將士。范仲淹賞罰分明，獎勵勇猛殺敵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將領，對克扣軍餉的貪污分子則當眾斬首，毫不留情。這樣，在范仲淹的率領下，西北軍中涌現出許多像狄青、種世衡那樣有勇有謀的將領，又訓練出一批強悍敢戰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這支軍隊仍是宋朝的一支勁旅。
在范、韓等人苦心經營下，邊境局勢大為改觀。這時，西夏國內出現了各種危機，西夏軍將領中間，也矛盾重重。至慶歷二年以后，邊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誠的人，已陸續不斷。宋夏兩國的百姓，都希望盡快停止軍事行動。雙方議和的使節，也開始秘密往返于興慶府(今銀川市)與汴梁之間。慶歷四年（1044年）雙方正式達成和議。宋夏重新恢復了和平，西北局勢得以轉危為安。
慶歷新政
從元昊叛宋起，宋軍的邊防開支便突然膨脹起來。政府為了擴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負擔。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內，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動與騷亂，紛然而起。慶歷三、四年間(1043—1044年)，急待穩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顯得格外開朗和進步。他將西線的三名統帥——夏竦、韓琦和范仲淹，一同調回京師，分別任命為最高軍事機關的正副長官——樞密使、樞密副使；又擴大言官編制，親自任命下三、四名諫官——歐陽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來號稱“四諫”。 “四諫”官一聲奏言，撤掉了略無軍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為軍事長官。“四諫”官又一聲奏言，徹底罷免了呂夷簡的軍政大權。“四諫”們第三聲奏論，則驅逐了副宰相王舉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對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寫詩贊頌說：舉擢俊良，掃除嬌魅！提升眾賢，就象拔茅一樣，大批群起，驅逐奸邪，就象切掉雞爪一般，永難長續。
慶歷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連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變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韓琦，連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別是范仲淹，認真總結從政28年來醞釀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它的主要內容是：
（一）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時，升降官員不問勞逸如何，不看政績好壞，只以資歷為準。故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茍且，無所作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
（二）抑僥幸，即限制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徑。當時，大官每年都要自薦其子弟充京官，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過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這樣一個接一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增加了國家開支，而且這些紈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結黨營私。為了國家政治的清明和減少財政開支考慮，應該限制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三）精貢舉，即嚴密貢舉制度。為了培養有真才實學的人，首先應該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把原來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這樣，學生有真才實學，進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實了。
（四）擇長官。針對當時分布在州縣兩級官不稱職者十居八九的狀況，范仲淹建議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級監察和財政區劃）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五）均公田。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認為，供給不均，怎能要求官員盡職辦事呢？他建議朝廷均衡一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給職田的，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為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六）厚農桑，即重視農桑等生產事業。范仲淹建議朝廷降下詔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窮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并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七）修武備，即整治軍備。范仲淹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斗，寓兵于農，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省給養之費。京師的這種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執行。
（八）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另外，還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這樣，便處處都沒有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范仲淹認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卻頒行不久便隨即更改，為此朝廷必須討論哪些可以長久推行的條令，刪去繁雜冗贅的條款，裁定為皇帝制命和國家法令，頒布下去。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經常變更了。
（十）減徭役。范仲淹認為如今戶口已然減少，而民間對官府的供給，卻更加繁重。應將戶口少的縣裁減為鎮，將各州軍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為一院；職官廳差人干的雜役，可派給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擔，將那些本不該承擔公役的人，全部放回農村。這樣，民間便不再為繁重的困擾而憂愁了。
《條陳十事》寫成后，立即呈送給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員商量，表示贊同，便逐漸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于是，北宋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歷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 新政實施的短短幾個月間，政治局面已煥然一新：官僚機構開始精簡；以往憑家勢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單憑資歷晉升的官僚，增加了調查業績品德等手續，有特殊才干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科舉中，突出了實用議論文的考核；全國普遍辦起了學校。
范仲淹還主張，改變中央機關多元領導和虛職分權的體制，認真擴大宰臣的實權，以提高行政效率。為了撤換地方上不稱職的長官，他又派出許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匯報一到，賊官姓名就從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舉簿、一手執筆，儼若無情的閻羅判官，便從旁勸諭：“你這大筆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說：“一家人哭，總該比幾個州縣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廣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對成正比．大批守舊派的官僚們，開始竊竊私議。御史臺的官員中，已有人抨擊某些按察使——說什么“江東三虎”、“山東四倀”。范仲淹在邊防線上的幾員部將，也遭到秘密的調查，并遇到許多麻煩。歐陽修等“四諫”，企圖攆走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換幾名臺官。但他們很快發現，臺官背后，掩藏著更有權勢的人物。歐陽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離京出使河東。范仲淹預感到，事情絕不象石介頌揚的那么簡單：改革路上，隱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慶歷四年(1044年)仲夏時節，臺官們忽然聲稱破獲了一起謀逆大案。該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會有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覺莫名其妙。但是，臺官卻有石介給富弼的親筆信件作證；而信中又隱然有廢黜仁宗之意。石介對此，矢口否認．富弼未及辯誣，先已惶恐不迭。其實，此事純為夏竦一手制造。從他被撤去樞密使職、并被石介斥為“奸魅”時起，便秘密買通婢女臨摹石介的手跡。該婢臨寫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興，蜚語四起。后來，甚至牽連到范仲淹改革的誠意，乃至擴大相權的居心之類。宋仁宗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么強大，他開始動搖了，這時，宋夏之間已正式議和。政治危機，也大略消弭。仁宗對于改革的興致，已漸冷漠和淡釋。富弼為了避嫌，請求出使邊地。范仲淹也自知無趣，帶職去視察河東與陜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賈昌朝，當初曾附和過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實際執行中，他們卻陽奉陰違。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誣，他們便立即轉向。范、富離京之后，他們索性與保守勢力聯合，對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過臺官，制造新的冤案，將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網打盡。
慶歷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于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軍政要職。實行僅一年有余的各項新政，也先后紛紛取締。京師內外的達官貴人及其子弟，依舊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詣，轉瞬間付之流水。他被調作邠州(今陜西彬縣一帶)知州，準備為這范氏祖先的發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施展自己的抱負。
逝世
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歲。邊塞的嚴寒威脅著他的健康，他被允許移到稍暖的鄧州（今河南省鄧州市）做知州。此時，富弼已貶至青州(今山東省青州市)，歐陽修貶去滁州(今安徽省滁縣等地)，滕宗諒貶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陽一帶)，尹洙則流竄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備受凌辱。范仲淹經過申請。把尹洙接到鄧州來養病，尹洙臨終，極為貧困，他笑著告訴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規律。既無鬼神，也無恐懼。”
皇祐元年（1049年），范調往杭州作知州。他出資購買良田千畝，讓其弟找賢人經營，收入分文不取，成立公積金，對范氏遠祖的后代子孫義贈口糧，對婚喪嫁娶也均有資助（有俸祿的官員除外），這種善舉感動天下，全國范姓人民視范仲淹為圣賢而敬之。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又移任青州。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1052年)調往潁州，他堅持扶疾上任。但只趕到徐州，便在五月二十日（6月19日）溘然長逝，享年六十四歲。這時范仲淹積蓄已盡。一家人貧病交困，僅借官屋暫棲，略避風雨。范仲淹死訊傳開，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涼等地的各少數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眾舉哀，連日齋戒。凡是他從政過的地方，老百姓紛紛為他建祠畫像，數百族人來到祠堂，像死去父親一樣痛器哀悼。范仲淹死后沒有選擇葬在蘇州，而是選擇了河南洛陽伊川。據說一方面其母改嫁無法入蘇州安葬，一方面他是效仿唐代三朝居相的姚崇。另一個原因乃范的先祖是漢代的清詔史汝南范滂，他的十代祖范履冰在唐武則天時曾任宰相。所以范仲淹曾在給兄信中說過：“我本北人，北人淳厚。”他葬伊川后，長子范純佑、次子范純仁（任過宰相）、三子范純禮和四子范純粹及九孫、六曾孫也葬在他夫婦周圍。
北宋皇帝聞訊后難過萬分，追加范公為兵部尚書，并親書褒賢之碑。紀念范公的碑文由曾支持他變法的文學泰斗歐陽修撰寫。兩年方成，熱情飽滿，詞語生動。
范公的勤奮、正直，為國為民的精神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國人。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品格也成為中華民族品德的代表。“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已經熔鑄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影響了千千萬萬人，成為中華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其“先憂后樂”精神已成為一座不朽的豐碑，樹立在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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