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李世民的為政舉措
政治
1.吸取隋亡教訓
太宗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非常重視老百姓的生活。他強調以民為本，常說：“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輕徭薄賦，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唐太宗愛惜民力，從不輕易征發徭役。他患有氣疾，不適合居住在潮濕的舊宮殿，但他在隋朝的舊宮殿里住了很久。貞觀之初，在唐太宗的帶領下，君臣和諧，全國上下一心，經濟很快得到了好轉。到了貞觀八九年，牛馬遍野，百姓豐衣足食，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出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2.重視人才，從諫如流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納諫，這既是“貞觀之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貞觀之治”的內容之一。他重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征、長孫無忌等能臣。太宗在位20多年，進諫的官員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諫前后200余事，數十萬言，皆切中時弊，對改進朝政很有幫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選拔，嚴格遵循德才兼備的原則。太宗認為只有選用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賢若渴，曾先后5次頒布求賢詔令，并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的范圍和人數，以便使更多的人才顯露出來。由于唐太宗重視人才，貞觀年間涌現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可謂是“人才濟濟，文武兼備”。正是這些棟梁之才，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貞觀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面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3.政治清明
貞觀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政治基本廉潔的時期，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范，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尤為可貴的是：李世民并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警告貪污者，而是以身作則并制定了一套盡可能科學的管理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貪污主要取決于一套科學修明的管理體制，光靠事后的打擊只能取效于一時，不能從根本上鏟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4.分權制度
政治上實行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三省六部制的實行，使宰相的人數比秦漢時期增多，便于皇帝控制。
中國封建體制的主要特征是權力高度集中，地方服從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馬首是瞻。這種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極大地限制了國民的創造性、主動性和靈活性，且極易釀成暴政。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政府組織實行“三省六部制”，但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了現代化政治特征――分權原則。中書省發布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于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后報皇帝批準，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布詔書。詔書發布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布。只有門下省“副署”后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似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學說，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成功運用于中國的政治體制，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李世民規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來潮和心情不好時作出有損他清譽的不慎重決定。中國歷史上出了853個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擁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5.崇尚法治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法律制定出來后，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定。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復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于太宗的苦心經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載貞觀四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制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貞觀之治
①成因
第一、隋煬帝暴戾無道，再加上三征高句麗耗盡國力卻無功而返，激化社會矛盾，導致軍閥叛變和農民起義。唐初統治者親眼看到了農民戰爭瓦解隋朝的過程，廣大農民對封建統治穩定的重要性，吸取隋亡教訓，調整統治政策，以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經濟。
第二、因為上述因素，唐太宗確定了“安百姓”、“重人才”、“強政治”的治國思想，并通過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措施和不懈的實踐去實現。首先，唐太宗認識到了統治者與人民是“舟與水”的關系，通過土地賦稅制度的調整以“安百姓”。二是認識到了重用人才，虛懷納諫的意義，得人善任，從諫如流，營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圍，保證了較為開明正確的政治、經濟、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實施。三是加強政治，完善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以鞏固中央集權，提高行政效率，擴大統治基礎。
注意：用人和納諫，既是貞觀之治出現的原因，又是貞觀之治的重要表現。
他在位期間，推行府兵制、租庸調制和均田制，并積極推行科舉制。630年，擊敗東突厥，被四方諸部尊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給吐蕃的松贊干布。
649年，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門代理國事。李世民于649年7月駕崩于長安含風殿，享年50歲，葬于今陜西禮泉東北50多里的山峰上的昭陵。謚號為“文皇帝”。
唐太宗還精擅書法，以行書寫碑，為后世鼻祖。著名作品有《溫泉銘》、《晉祠銘》等。死后更以東晉書法大家王羲之所作《蘭亭集序》為陪葬品。
貞觀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現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為賢，知人善用；開言路，虛心納諫，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農為本，減輕徭賦，休養生息，厲行節約，完善科舉制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寧的局面。與后來李隆基的“開元盛世”并肩而立。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現了空前的繁榮。由于他在位時年號為貞觀，所以人們把他統治的這一段時期稱為“貞觀之治”。“貞觀之治”是我國歷史上最為璀璨奪目的時期。
②形成原因：
隋唐更替，隋煬帝的暴政和其間的戰爭使人口減少約2000萬以上，戰爭結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這是貞觀之治產生的一個原因。
唐太宗引隋之苛政為戒，調整統治政策，糾正前朝之弊端，認識到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潔奉公，政府要輕徭薄賦。唐太宗是我國封建社會時期杰出的政治家，他善于用人，勇于納諫，不斷調整統治政策，他的個人作用也是“貞觀之治”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
軍事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意氣風發的時代，這個“大有胡氣”的朝代中，邊疆戰爭之頻繁和戰勝次數之多，在中國古代史上非常罕見。所以只有唐朝才能誕生專門的邊塞詩派，誕生像“年年戰骨埋荒外”這樣的詩句。而至于“漢家旌幟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愿得此生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種豪言壯語，則由于后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風氣，甚至成為了古代史上中國人尚武精神的絕響。尤其是貞觀年間，大唐帝國四面出擊，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1.第一個時期，全面擴張，四面出擊。
貞觀年間是唐朝拓邊最猛烈的時期，也是獲勝最大的時期。貞觀年間，唐朝依次取得了對東突厥、吐蕃、吐谷渾、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麗、龜茲甚至可能還包括印度用兵的勝利。這些勝利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業。頡利可汗恐怕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被中國軍隊活捉的草原帝國最高統治者。由李靖掛帥，唐軍出擊定襄，痛殲突厥，活捉頡利可汗，也是唐朝歷史上拓邊戰爭中最輝煌的勝利。頡利可汗被抓到長安。突厥是唐朝最大的邊患，作為同時存在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遭到毀滅，建立單極世界就變得容易多了。唐朝的另一個著名將領侯君集奉命帶兵修理驕橫的吐蕃人。侯君集通過夜襲擊敗了吐蕃軍，斬首千余。吐蕃軍退兵后，松贊干布做了頡利可汗也做過的事：派使者謝罪求和。但是他沒有放棄和親的請求。可能是被他的執著感動，7年后他的要求終于得到了滿足。貞觀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貞觀八年(634年)，吐谷渾犯唐，唐軍再次遠征，途中缺水，就刺馬飲血，終于襲破可汗伏允的牙帳，伏允丟下老婆孩子溜之大吉，不久在沙漠中被部下所殺。吐谷渾從此被納入唐朝的勢力范圍。貞觀十三年，高昌國失臣禮。高昌王麴文泰看到唐兵來得那么快，嚇得大病起來，感到忽冷忽熱，幾天后竟然一命嗚呼，由此作為第一個被唐軍活活嚇死的人而載入史冊。
2.第二個時期，征戰高句麗
到后來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時候，為援助處于高句麗和百濟圍困中的新羅（《新唐書》：“（百濟）與新羅聯合伐高句麗，取四十余城。發兵守之，又謀取棠項城，絕貢道”，新羅告急）并統一被高句麗據有的遼東地區（當時的“遼東”的概念略同于漢朝四郡的范圍，即中國東北遼河以東地區以及朝鮮半島的北部），唐太宗征討高句麗，放話給薛延陀：我們父子都要去打高句麗，長安空虛，你要是不怕只管放馬過來！薛延陀當時就嚇得氣短了一截（《舊唐書》載后來高句麗用厚利誘惑薛延陀叛唐，但是“夷男氣懾不敢動”）。
貞觀十九年（645年），唐軍向遼東進軍。唐太宗在路上對手下人說，四方基本安定了，就剩下這一塊地方了，趁著我還沒死，良將們還有精力，一定要解決掉。
夏季，徐世績暗渡陳倉，突然出現在遼東城下，高句麗士兵大駭。營州都督張儉和優秀將領李道宗也率兵進入遼東，擊敗高句麗兵，斬首數千。四月，唐軍攻破高句麗蓋牟城，俘虜兩萬多人，繳獲糧食十多萬石。五月，另一路唐軍從山東渡海攻破高句麗卑沙城，俘虜八千人。上百年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得以在鴨綠江邊閱兵。
不久，李績和李道宗所部進逼遼東城下。高句麗軍數萬來援。有人建議說高句麗軍多唐軍少，應該堅守。可是李道宗說高句麗人仗著人多以為我們不敢拿他們怎么樣，我們就是要攻擊他們，殺殺他們的銳氣。李績說我們被派來就是負責替皇上掃馬路的。馬路不干凈，我們怎么能躲呢。于是唐軍處于劣勢卻猛烈出擊，高句麗兵始料不及，被沖亂陣型大敗而歸。唐太宗大軍兵到后，把遼東圍得水泄不通，日夜攻打。乘著刮南風的機會，唐太宗指揮士兵點燃城池西南樓，順風放火。高句麗軍抵擋不住了，遼東陷落。唐軍殺高句麗兵一萬多人，俘虜一萬多人，此外還有百姓四萬多人。
攻克遼東后，唐軍繼續向白巖城進發。烏骨城派兵一萬支援，被唐軍擊退（此戰唐軍只用了800人）。六月，白巖城不戰而降。唐軍繼續向安市進發。高句麗將領高延壽等人率領靺鞨、高句麗兵十五萬來救援，被擊敗。高延壽向唐軍乞降，來到唐軍軍營，一進門就跪下，挪動膝蓋向前，拜伏在地。（《資治通鑒》上說“延壽、惠真帥其眾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唐太宗對他們說：“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高延壽等人“皆伏地不能對”。唐太宗將降軍中的高句麗軍官、酋長三千余人虜往中原，其余高句麗人悉數釋放。
安市城小而堅，在城主楊萬春的抵抗下，唐軍圍攻數月不克。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于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眾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而這種方式過去一直是唐軍克敵制勝的法寶。最終唐太宗決定暫時停止這次出征。9月，唐軍班師。這次征伐高句麗，攻克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后黃十城，遷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余級。在唐軍，戰士陣亡的約2000人，損失最大是戰馬，損失了七八成。
此戰雖重創高句麗，卻未能滅亡高句麗。因此，唐太宗認為這戰屬于戰敗了，痛心地說：如果魏征還活著，肯定不會讓我進行這次遠征。但這戰的意義還是比較重大的。這是自三國時期毌丘儉攻破高句麗屠王城以來上百年中國軍隊第一次真正戰勝高句麗人，收復了今天遼寧一帶很多南北朝時期被高句麗奪取的土地，為今后唐朝徹底征服高句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倒是有個印度的小插曲。王玄策作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來吐蕃軍和尼泊爾軍向印度進發。連戰三天，印度軍大敗。唐軍斬首三千余級，水中淹死印度兵約萬人。阿羅那順棄城逃跑，副使蔣師仁追上并俘虜之。此外虜男女一萬二千人，牛馬三萬余匹。
3.戰略思想
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是唐太宗關于地緣戰略問題的理性認識，是唐太宗利用唐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地緣關系及其作用法則謀取和維護唐王朝利益的戰略思想。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是中國古代地緣戰略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現代的獨具特色的思想內容。
唐太宗在位期間國土廣大，邊界線綿延曲折，地緣形勢復雜，并隨時間推移而發展變化。歷觀這一時期唐與周邊所發生的諸多地緣關系，既有與唐軍事利益攸關的，也有與唐政治、外交利益攸關的，還有與唐經濟利益攸關的，更多的則是幾種利益兼而有之，錯綜復雜。唐太宗比較成功地處理了與突厥、吐蕃、高昌及西域諸國、高句麗、新羅、百濟等國之間的關系。唐太宗的地緣戰略思想正是在處理與周邊地緣關系的實踐過程中逐步產生、發展并走向成熟的。
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積極進取。這是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的最顯著的特色，也是其思想中最成功、最可取的地方。唐太宗的雄大豪邁是歷代許多帝王所不可比擬的，這也是他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是靈活應對。唐太宗在重大變故面前不驚慌失措，他能夠依據客觀形勢和對象的變化而變化，從而較大程度地保證了決策的正確性；
三是冷靜務實。唐太宗鑒于隋亡教訓，努力克服以往帝王急功近利、窮兵黷武的缺陷，注意結合現實需要，量力而行，在冷靜分析的基礎上推行務實政策；
四是措置有序。無論是北擊突厥，還是西平高昌，尤其是經略西域，都是先急后緩、由近及遠，有條理、有次序地進行，從中亦可見唐太宗地緣戰略決策之成熟。
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是其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理論上取得了突破，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獲得巨大成功，業績斐然。史載：“（貞觀十四年）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資治通鑒》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九月。）唐太宗的突出成就正在于他以超越前人的英武雄邁之氣魄，重新開拓了中華民族的疆土，為后來中國版圖的確定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而這一輝煌業績的獲得，是與唐太宗的地緣戰略思想密切不可分的。即使今天看來，唐太宗的地緣戰略思想里面也不乏可取之處。
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包含豐富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著眼于爭奪關中、鞏固“中國”的固本思想。其中居重馭輕的關中本位思想，乃是唐太宗成就帝業的“根本”，也是其地緣戰略思想的出發點。 太宗“深根固本，治安中國”之思想，既有傳統政策沿襲之因素，又有出于當時初唐政治、經濟背景考慮之因素，特別是對地緣因素的考慮，為鞏固政權、密切中外關系、發展經濟進而增強國力而不得不為之。
（二）以夷制夷、保藩固圉的地緣藩屏思想。主要體現在以“懷輯”政策綏納歸附民族，并將其內徙安置在唐周邊地區的一系列行為上，從而達到令其“世作藩屏”的目的。
唐太宗的地緣藩屏思想主要有如下兩個內容：
1、置內屬少數民族政權于周邊，以作藩屏。
2、在唐周邊地區扶植親唐政權，以作藩屏。
（三）縱橫捭闔的地緣制衡思想
其主要內容有：
①遠交近攻，各個擊破，如聯薛延陀制突厥；
②扶弱抑強，保持地區勢力均衡，如聯新羅攻高句麗、百濟以及聯合鐵勒諸部扼制薛延陀；
③聯近抗遠，服近懾遠，穩定近鄰以攻擊或威懾遠方政權，如聯合吐谷渾以對付吐蕃；
④另外，唐太宗還有針對某一特定政權內部制定的制衡思想，旨在分化瓦解其勢力，造成內部爭權奪利，削弱統治實力，這尤其體現在對薛延陀的問題上。
經濟
1.經濟政策
經濟上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使農民有可能安定生產，耕作有時，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重視農業，減輕農民賦稅勞役。“戒奢從簡”，節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減輕人民的負擔。
2.商業發達
中國封建王朝歷來的經濟特征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相當低。再有“士農工商”之傳統，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農人要低好幾個檔次。這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將眼光放到很遠。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象雨后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涼州。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自漢開辟的“絲綢之路” 一直是聯系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唐朝疆域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安西四鎮，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斯坦），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絕于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稠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文化
重視文化建設：在文化方面有空前的發展，自李淵起，就極為重視藏書事業。武德三年（620），收洛陽“觀文殿”、“修文殿”等處書籍、文物，有書8萬余卷。貞觀初，詔令在全國范圍內收集圖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書20余萬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館”以儲圖籍。并任命虞世南、褚無量、姚思廉、歐陽詢等充任學士，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著名學者、碩學之士相繼為秘書監，主管國家的圖書館和藏書事業，選五品以上工書者為書手，又在弘文館設立檢校館藏的官員，將繕寫、整理、校勘圖書，藏于內庫，以宮人掌管。官府藏書機構除“弘文館”外，另有“史館”、“司經局”、“秘書省”和“崇文館”等，其藏書質量和數量遠遠超過前代，史稱“群書大備”。晚年因連年用兵，營造宮殿，雜稅日益苛重。
民族
唐太宗時期加強了國內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聯系，加強對西北等地區的管轄，另外還加強了與亞洲各國的友好往來。
外交
由于東羅馬帝國（395年—1453年）的衰落，西方變得支離破碎。而唐帝國尤其是貞觀時期的唐朝更是當時世界唯一的文明最為強盛的大一統帝國，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杰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紛紛贊嘆唐朝的盛世，唐朝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唐朝的各國人，大多數以成為大唐人為榮。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20萬人以上。貞觀時期的唐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完全開放的時代，比漢朝的僅限于貿易和傳教還要開放，以至于各國各地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來到唐朝一睹唐帝國的的風格，頗為開放邊境和關口。極盡吸收外來文化和物質文明。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有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后，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代化運動――“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于原始部落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1000年。
社會
史書記載：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一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自山東至于滄海，皆不糧，取給于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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