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朱熹的生平
淳熙二年（1175年），與陸九淵為首的另一學派在信州（今上饒）鵝湖寺相聚，就兩學派之間的哲學分歧展開辯論。淳熙五年（1178年），經宰相史浩推薦，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縣）知軍。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鹽常平提舉，來到撫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間，他募集錢糧賑濟災民，百姓得以安生。擬調直秘閣，他以捐賑者未得獎賞不就職。宰相王淮以浙東大荒，改薦朱熹為浙東常平提舉。待捐賑者得到獎勵，他才赴紹興就職。后官至秘閣修撰、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紹熙間(1190～1194)，朱熹應在祥芝芝山講學的著名學者邱葵的邀請，到芝山游覽，與邱葵互相唱和，并留下題詠芝山的詩文，其詩曰：“床頭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懷過鳥語，獨聞山雨對花時。”后人將此詩刻石立碑于芝山上。[1]慶元二年（1196年），為避權臣韓侂胄之禍，朱熹與門人黃干、蔡沈、黃鐘來到新城福山（今黎川縣社蘋鄉竹山村）雙林寺側的武夷堂講學，并寫下《福山》一詩。在此期間，他往來于南城、南豐。在南城應利元吉、鄧約禮之邀作《建昌軍進士題名記》一文，文中對建昌人才輩出發出由衷贊美。又應南城縣上塘蛤蟆窩村吳倫、吳常兄弟之邀，到該村講學，為吳氏廳堂書寫“榮木軒”，為讀書亭書寫“書樓”，并為吳氏兄弟創辦的社倉撰寫了《社倉記》。還在該村寫下了“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觀書有感》）的著名詩句。朱熹離村后，村民便將蛤蟆窩村改為源頭村，民國時曾設活水鄉（今屬上塘鎮）以紀念朱熹。在南豐曾鞏讀書巖石壁上刻有朱熹手書“書巖”二字，在巖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書“墨池”二字。朱熹還先后到過樂安、金溪、東鄉等地。在樂安流坑為村口“狀元樓”題寫了匾額。應陸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書院講學，并書“一家兄弟學，千古圣賢心”相贈。在東鄉路過潤溪（水名）時，留有《過潤溪》詩。慶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詔賜遺表恩澤。淳熙九年，馮去疾提舉江南西路，特建南湖書院（今富奇汽車廠址），以紀念朱熹。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熹十分熱衷道學，與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 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并稱為“延平四賢”。朱熹受教于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后者。因此朱熹既熱衷于道學，同時于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禪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為表誠意，他步行幾百里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朱熹認為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準，它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標準，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而破壞和諧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于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為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善良，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美好事物，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系緊張，金統治者完顏亮分兵四路南進，馬踏長江北岸。宋高宗準備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不久宋軍擊潰金兵，消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朱熹為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寫下了慶賀的詩篇，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同時，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指出必須乘勝出擊，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繼立，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起用了抗戰派張浚，平反了岳飛的冤案，貶退了秦檜黨人，朱熹這時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二）罷黜和議；（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為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為。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御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后，宋金結為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鉆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并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詔不應。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并制定一整套學規。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為學之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后來成為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為各書院的楷模，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并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后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為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于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復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岳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為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的。局法官法 朱熹一生雖然為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為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鑒于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為本，“俾愿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饑，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并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為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札，陳述時弊。到職后，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污吏的劣跡，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為“偽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后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寧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為“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為寧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于使寧宗不滿，加以干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慶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趙汝愚受韓侂胄排擠被罷相位，韓勢盛極一時。韓因朱熹曾參與趙汝愚攻擊自己的活動，于是發動了一場抨擊“理學”的運動。慶元二年葉翥上書，要求把道學家的書“除毀”，科舉取士，凡涉程朱義理不取。監察御史沈繼祖乘機指控朱熹十罪，請斬。朱熹的得意門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時理學威風掃地，被斥為“偽學”，朱熹被斥為“偽師”，學生被斥為“偽徒”。寧宗一改舊態，下詔命凡薦舉為官，一律不取“偽學”之士。
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終于在建陽家里憂憤而死，享年七十一歲。臨死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可見他是如何矢志于樹立自己的理學，然而生前終未如愿。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為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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