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端張伯端的軼事典故
清朝時《臨海縣志》記載：張伯端“……性嗜魚，在官辦事，家送膳至，眾以其所嗜魚戲匿之梁間。……疑其婢所竊，歸撲其婢，婢自經死。一日，蟲自梁間下；驗之，魚爛蟲出也。……乃喟然嘆曰：‘積牘盈箱，其中類竊魚事不知凡幾’。因賦詩曰：‘刀筆隨身四十年，是非非是萬千千。一家溫飽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衍。紫綬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經悠然。有人問我蓬萊路，云在青山月在天’。賦畢，縱火將所署案卷悉焚之，因按火燒文書律遣戍”。事實是不是如此所說，讓我們穿過時間的隧道，重回到張伯端的生活年代去看一看吧。
宋臨海人陳耆卿（1180~1237年）在其所著的《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五中稱：張伯端郡人，字平叔”。大家都知道，宋代時，設府于州，“郡”即州府所在地。臨海是臺州的所在地，故“郡人”的意味自是不言而喻。而后，言稱張伯端為“天臺瓔珞街人”或“瓔珞街人”，還有玉樞子王建章的《歷代仙史》及《張真人本末》與清康熙《臨海縣志》等。按戚學標《臺州外書》，瓔珞街在臨海“府治東北，有宋真人張伯端故宅，即今紫陽樓是也”。陳耆卿本為臨海人，其生活年代與張伯端僅相差百余年，有關張伯端生平活動的口碑和史實，他應該是比較清楚的。陳耆卿受學于葉適，文章法度，具有師承。他所著的《嘉定赤城志》為臺州總志，以所屬臨海、黃巖、天臺、仙居、寧海五縣，條分件系，分十五門。宋世犖贊其志“積十數年參考之功，創千百載遺缺之跡，詞旨博贍，筆法精嚴，稱杰構焉”。因此，陳耆卿的記載應該是可靠的，即張伯端為臨海人。
清雍正皇帝在其御書的《道觀碑文》中講得更明白了：“紫陽生于臺州，城中有紫陽樓，乃其故居”。尤其重要的是，齊召南在清乾隆三十二年所撰的《重訂天臺山方外志要》卷七中，清清楚楚的有張伯端“臨海人，字平叔”之記載。齊召南（1703~1768年），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天臺城關人。自幼聰穎，有“神童”之譽。后累官內閣學士、上書房行走、禮部侍郎等職。曾得到乾隆皇帝“不愧是博學鴻詞“的贊美。作為一個天臺人，早在清乾隆時就以科學的態度，來認識張伯端的籍貫問題，足見其治學的嚴謹。再則，臨海歷代《縣志》均記載有張伯端及其生平，而天臺沒有；臨海城內有紫陽故居、紫陽道觀，天臺也沒有。這些于陳耆卿的記載相印證，足以證明張伯端為臨海人，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張伯端年輕時聰明好學，《歷世真仙體道通鑒》中云：“張伯端，天臺人也。少無所不學，浪跡云水。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遍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陸龍圖公詵，鎮益都，乃依以游蜀，遂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修煉功成，作《悟真篇》行于世。
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為得最上乘禪旨，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輒到。一日，與紫陽相遇，雅志契合。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同游遠方乎？”僧曰：“可也。”紫陽曰：“唯命是聽。”僧曰：“愿同往楊州觀瓊花。”紫陽曰：“諾。”于是，紫陽與僧處一凈室，相對瞑目趺坐，皆出神游。紫陽才至其地，僧已先至。繞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禪師至此，各折一花為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僧欠伸而覺。紫陽云：“禪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陽于手中拈出瓊花，與僧笑玩，紫陽曰：“今世人學禪學仙，如吾二人者，亦間見矣。”紫陽遂與僧為莫逆之交。后弟子問紫陽曰：“彼禪師者，與吾師同此神游，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弟子曰：“唯。”
紫陽常云：“道家以命宗立教，故祥言命，而略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祥言性而略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彼釋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為最上乘法，故號曰金仙。傳大士詩云：‘六年雪嶺為何因，只為調和氣與神。一百刻中為一息，方知大道是全身。’鐘離正陽亦云：達摩面壁九年，方超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龍。以此知，釋迦性命兼修分曉。其定中出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奈何其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遷徙。一念差誤，則透靈別殼異胎，安能成佛？是即我教第五等鬼仙也。其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回，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于投胎奪舍而已。其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于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故神仙不取。釋迦亦云：‘惟以佛乘得滅度，無有余乘。’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爾。’釋迦之不取二乘，即我教之不取鬼仙也。奈何人之根器、分量不同，所以釋氏說‘三乘之法’；道家分‘五等仙’、三千六百旁門法也。鐘離真人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為根。豈知些子神仙訣，不在三千六百門。’此正釋迦所謂‘惟一佛乘得滅度’之意也[3] 。”
張伯端坐累謫嶺南兵籍后，由于官場無望，遂在“晚年浪跡云水（今廣東樂昌縣），訪求大道”。治平年間（1064~1067年），適逢余杭陸介夫知桂州，得以“引置帳下，典機要”。熙寧二年（1069年），陸介夫改知成都，張伯端隨同前往，在成都天回寺遇異人，“以夙志不回，初成愈格，遂感真人授金丹藥物火候之訣”。陸介夫死后，張伯端失去依托，遂“自成都歸于故山”。回臨海后，“筑室于山青水綠之中，乃揚罄然而怡怡然，若有所得。客傳于市曰：遭貶張平叔歸于山矣”。其后，張伯端再次出山，“轉秦隴”。并遵陸介夫遺囑，往荊南（今湖北江陵）得轉運使馬處厚資助，“擇興安之漢陰山中（今陜西紫陽縣紫陽洞）修煉”。最后，張伯端回到臨海隱居，往來于燈壇、蓋竹、龍顧及天臺的桐柏、赤城之間。
元豐五年（1082年），張伯端在百步（今臨海百步）“天炎浴水中”，趺坐而化。所留《尸解頌》云：“四大欲散，浮云已空。一靈妙有，法界圓通”。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色皆紺碧”。張伯端死后，百步鄉里在其羽蛻之地立“紫陽化身處”紀念碑。南宋慶元三年（1197年），臺州郡守葉筑改城內黃牛坊橋為“悟真”橋，以示對張伯端的紀念。后又有悟真坊、悟真廟等紀念性的街區和建筑出現。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臺州府推官張滂在百步修建紫陽庵，并重修碑石，題曰：“重修紫陽題詩碑記”。清雍正十年（1732年），世宗皇帝敕封張伯端“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號。并親撰《道觀碑文》，命工部主事劉長源來臨海，于其故居瓔珞街和羽化地百步，及天臺山桐柏宮，各建“紫陽道觀”一所，用以祀祠張伯端。
張伯端的出名，是因為其所著的《悟真篇》。《悟真篇》體現了張伯端煉養思想的總成，是南宗的代表著作。張伯端在書中力主內丹，“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真精既返黃金屋，一顆明珠永不離“。主張按照萬物化生的法則，反其道而修煉自己的精、氣、神。書中還吸取了老子的哲學思想，利用它來說明內丹的修煉方術，并加以深化和發展，使之成為自己內丹學說的理論基礎。
《悟真篇》成書于臨海，熙寧三年（1070年），張伯端“丹成返臺州，傳道授徒”。因丹法“三傳非人，三遭禍患”，學者多為“逐名利”。遂萌發著書之意，于熙寧八年（1076年）在臨海著成是書，使有緣者能“尋文解義”。有所心得。故陳耆卿《嘉定赤城志》亦載其自成都得“金丹術歸，以所得萃成秘訣八十一首，號《悟真篇》”。
張伯端著成《悟真篇》后，再次離開臨海，一度寓居于常州紅梅閣（今江蘇常州市紅梅公園東南隅）。在紅梅閣，他又成《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煉丹訣》三卷和《金丹四百字》一卷。及后，張伯端在陜西的鳳州（今陜西鳳縣）、階州（今甘肅武都）傳道時，因得罪鳳州太守而“按以事坐黥竄”，被判流放，解送邊塞。至邠州境內，會大雪阻于鄉村酒肆，巧遇石泰。石泰見張伯端被解差押送，乃詢問其來歷，張伯端據實相告。石泰便與解差相商，引伯端前往邠州衙門，經與太守交涉，終于作出了免于流放的判決。張伯端獲釋后，始憶其師曾云：“異日有與汝解韁脫鎖者，當宜授之”語(54)。遂將《悟真篇》及心要傾囊相授于石泰，使之成為嫡系傳人。離開石泰后，張伯端“事扶風馬默處厚于河東”，并又將《悟真篇》“授之”。
《悟真篇》一書在《宋史·藝文志》、宋馬端臨《文獻通考》、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清《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及明清《道藏》中皆有著錄。其傳世本很多，作注者不乏其人。最早的注本應為南宋葉士表的《悟真篇注》，葉士表，字文叔，臨海人。其于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為《悟真篇》作注，元人戴起宗在其《〈悟真篇注〉辨》一文中說：“前乎文叔，未有注《悟真篇》者”。葉士表與張伯端同為臨海人，且生活年代不遠，故葉士表所注之《悟真篇》，當為張伯端《悟真篇》之舊本。另有最早的注本為薛道光的《悟真篇注》之說，但此注在元至元元年（1335）已為戴起宗否定。戴起宗為此注作疏，闡發未盡之義。復撰《金丹法象》一篇，解釋有關金丹術語，并著文辨明所謂薛注，實際上是翁葆光所注，乃是坊家為擴大影響假名于薛。另原題為翁葆光所述的經書還有《紫陽真人悟真直指詳說三乘秘要》一卷、《紫陽真人悟真篇拾遺》一卷。此外，宋代為《悟真篇》作注的還有袁公輔、陸子野數家。元代為《悟真篇》作注的有上陽子陳致虛，其文題為《注悟真篇序》，由張士弘編集在《紫陽真人悟真篇三注》一書中。張士弘在書中另有《紫陽真人悟真篇筌蹄》，又書中編首所錄薛道光《悟真篇記》一文，為宋人陸彥孚所撰。空玄子戴起宗則作有《悟真篇注疏》和《〈悟真篇注〉辨》。明代作注的有潛虛子陸西星、一壑子彭好古、晦卿李文燭等；作異注的為九映道人甄淑。清代會稽存存子陶素 作有《悟真篇脈望》，朱元育有《悟真篇闡幽》，劉一明有《悟真篇直指》，董德寧有《悟真篇正義》，傅金銓輯有《悟真篇四注》等。
如今，古老的瓔珞街還長在。無論是漫步于此逶迤，思緒有如穿越八百年的時空。《悟真篇》也還長在，它帶來了南宗的成功。那偉大的張伯端更應該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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