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王鏊的其人其事
正直清廉
王鏊居官清廉，為人正直，時稱“天下窮閣老”。弘治初，王鏊升為侍講學士，擔任講官。宦官李廣引導皇帝游玩西苑，王鏊就講周文王不敢在出游狩獵方面縱情娛樂的故事，反復規勸皇上，情真意切，皇上被感動了。講完后，皇上對李廣說：“講官指的就是你們這些人啊。”壽寧侯張巒以前與王鏊有交往，等到張巒富貴以后，王鏊就再不與他來往了。皇太子出就封國，朝中大臣請求遴選正直之士做皇太子的宮僚，王鏊保持原有的官職兼任諭德。不久轉任少詹事，又被提升為吏部右侍郎。王鏊曾經向皇上陳奏邊防策略，他認為如今火篩、小王子并不值得畏懼，而本朝奸佞小人亂政，大臣將士功罪不分明，職責不專一，法令不實行，邊境空虛，這些才是最可怕的。但愿皇上振奮剛健決斷的氣魄，經常召見大臣，咨詢了解守邊將士的勇敢或膽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明確規定主將的職權。優待體恤邊境戰事中死亡者的家屬，招募邊境上驍勇的人。分配兵力，多方出擊，出奇制勝，敵人必定不敢長驅直人。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 正德元年四月，擔任左侍郎，與韓文等大臣請求誅殺劉瑾等“八黨”。不久劉瑾卻掌管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離職，內閣只剩下李東陽一個人。劉瑾想要推薦焦芳，但朝廷大臣們只推薦了王鏊。劉瑾迫于公論，任命王鏊保留原本官職，兼任學士，與焦芳一同入閣。一個月后，升任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第二年加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被戴上枷鎖，面臨殺頭之禍。王鏊對劉瑾說：“士可殺，不可辱。如今你侮辱他們，還要殺他們，我還有什么臉面坐在這里？”李東陽也竭力相救，崔璿等人得以保命而受遣戍之罰。劉瑾對尚書韓文懷恨在心，一心想殺害他，又想借其他事情中傷劉健、謝遷，王鏊奔前跑后，竭力相救，他們才得以幸免。有人在劉瑾面前誹謗楊一清，說他修筑邊境城墻浪費資金。王鏊爭辯說：“一清為國家修筑邊防，怎么能把功臣當成罪人？”劉瑾憎恨劉大夏，把他抓到京城，想要判他“激變”罪名處死他。王鏊又爭辯說：“岑猛只是遷移延時沒有行動而已，沒有叛變怎么叫做激變？”當時中外大權全都歸于劉瑾，王鏊起初與他開誠布公地談，他有時還會聽取意見。然而焦芳一味隨和，沒有主見，劉瑾專權蠻橫日益厲害，災禍殃及縉紳。王鏊無法挽救局面，竭力要求離職。正德四年，上了三次奏疏，皇上準許了他的請求。在家居住十四年，朝廷大臣交相舉薦，他始終沒有再入朝。
王鏊堅持正義不阿諛逢迎，保持自身清正及早引退。這實在是明曉去就的分寸，作為一個清正的大臣，怎么能以隨和應付、曲意周旋的態度去逢迎取悅呢？
仗義執言
明武宗是個喜歡逸樂的皇帝，不問政事，信任他當太子時早夕侍奉他的太監劉瑾等八名太監（人稱“八虎”），朝政黑暗。劉健、謝遷等本想除去“八虎”，結果反而自遭失敗，相繼去位。于是，王鏊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一個月后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銜。正德三年（1508年），以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王鏊仗義執言，在劉瑾迫害朝廷官員時，他多次挺身而出，采用各種辦法，堅持與宦官勢力作斗爭，據理力言，竭盡全力地營救、保護了一批正派官員。一、正德四年（1509年）時，劉瑾專權亂政，打擊迫害帶頭上疏論劾“八虎”罪惡的戶部尚書韓文。不僅將韓文罷官，又創“罰米法”，令韓文輸米千石至大同，置韓文于死地。王鏊據理抗爭，韓文終于得免。二、尚寶卿崔璿、郎中張瑋、副使姚祥等3人無辜遭誣陷，都在途中乘轎被逮，枷于東西長安街，毒刑敲打幾死。王鏊不顧個人安危，尋著劉瑾當面斥責道：“士可殺，不可辱。現在他們不僅受侮辱而且遭殺，我還有什么臉顏居此位！”說完憤然離去。李東陽也奮力相救，崔睿等才免遭一死，遠遣戍邊。三、劉瑾攻擊三邊總制楊一清，誣陷其筑邊墻是勞民傷財，逮捕下獄。王鏊據理抗爭，當面對劉瑾說：“楊一清才高望重，為國修邊，到底有什么罪？！”李東陽亦力救，于是得以釋放。四、兵部尚書劉大夏為人正直，劉瑾對此恨之入骨，要想以兵變之罪處死。王鏊得知后挺身而出，為之鳴冤，劉大夏得以幸免。
正德初年，劉瑾根基未穩，見王鏊開誠建言，有時還是聽從其言。因此，王鏊借助在朝多年的巨大影響，保護了一批正派官員。但是，后來由于焦芳一味奉迎，劉瑾氣焰日益囂張，流毒縉紳，王鏊孤軍奮戰，獨木難支，難以挽回局勢，于是憤然請求告老回鄉。正德四年（1509年），王鏊接連3次上疏辭職。劉瑾對王鏊既恨又怕，于是慫恿皇帝準其去位；五月，王鏊以武英殿大學士致仕還鄉。此后，朝廷大臣多次交相薦舉，王鏊終不肯再復出。《吳郡五百名賢傳贊》稱他是：“籌邊計熟，立朝行危，急流勇退，弗事委蛇。”
王鏊致仕回鄉至逝世共14年，人在朝野，但他關心朝政，關注民生，心系百姓，人稱“山中宰相”。
君子之澤
說到“君子之澤”，讀書人自然會想到下一句“五世而斬”，是的，蔭庇后世甚至福澤綿長，幾乎讓每一個功成名就的人都心有所愿而又力有不逮。所以孟子可以說是一語成讖。但孟子也說過：小人之澤，五世而斬。社會動蕩，朝代更迭，戰亂頻仍。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謂“玉環飛燕皆塵土”。放在現在的語境里，就是：沒有一個人可以永無休止的克隆自己。但是蘇州近郊的陸巷古村，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不盡相同的佐證。
陸巷古村位于東洞庭山（東山）的后山－－嵩峰山麓。這是一個位于太湖之濱的小小村落：一說是東吳大將陸遜的埋骨之地，一說是南宋文武家眷避亂之所。讓陸巷古村名聞遐邇的是在明代，村里出了個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王鏊。成化年間，王鏊鄉試、會試皆為第一，殿試時，被正考官借故“抑之置第三”。解元、會元、探花，一個農家子弟就這樣走出江湖之遠，走向風云變幻的廟堂之高，一個家族甚至一個村落的命運就這樣被完全改變。
王鏊走上仕途之后，官至武英殿大學士，為一品宰相。之后，古村名人輩出，僅王氏家族就有王禹聲、王世琛、王芑孫、王頌蔚等聞名于世。這不足百戶的小小山村屢屢大興土木，平整土地，挖溝修道，架梁造宅。現今古村內尚保存有惠和堂、粹和堂、遂高堂、會老堂等明清建筑二十多處，如果耐心，還可以查到東山王家榜上有名的歷代貢士、歷代名人和學者教授56人之多。
如果把中國傳統官僚集權社會的社會精英，分為地主、士紳與官僚這三個階層，那么這三個階層的相對頻繁的角色轉換，絕大部分要靠科舉制度來完成。比如，地主與庶民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取得秀才、舉人這樣的士紳的身份，士紳則又可以進一步通過更高層次的科舉考試而成為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精英則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勢與影響，通過所授予的職份田或者通過購置田產，進而在經濟上成為士紳地主。在傳統中國社會里，由于官僚的身份大多不是世襲的，一個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在約定俗成的財產繼承方式的制約下，他的田產又在數個兒子中均分，這樣，其后人則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后又下降為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從而再次進入地主、士紳與官僚之間的角色轉換或者循環過程。
行書七律詩軸這不能不讓人們想到科舉制度的整合甚至平衡功能——事實上，科舉制度猶如樞紐，在中國傳統社會的三大主要階層之間，形成周而復始的循環與對流。王氏后人一次次通過科舉完成由地主到士紳甚至到官僚的角色轉換。在東山王家，君子之澤被他們一代接一代的續寫，有聲有色而又輝煌無比。
值得思考的是，仕與隱一直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一個永恒的兩難抉擇；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王鏊之弟王銓，也是舉人，曾被推薦去杭州府做官，但他不愿為官，拒不上任。在京任職的王鏊曾修書贊揚其弟，稱自己“輸與伊人一著高”。
當王鏊帶著成功者的光環從太湖深處一路走出，他肩負的，已經不僅僅是個人命運的起落，他還必須承擔光大王氏門楣的責任。然而伴君如伴虎，高處不勝寒。王鏊入朝歷經憲、孝、武三朝，可謂位極人臣。但延至明武宗，不僅皇上昏庸，而且朝中還有宦官劉瑾為首的一干人興云播雨——奸臣當道，大勢難挽，國不能救，王鏊于是憤而辭職，據說他在告老還鄉時，因順口向皇上要求西太湖養養金魚，就被劉瑾趁機誣陷，說小小太湖連三洲（蘇州、常州、湖州），團團圍困八百里，王鏊湖中養魚是假，屯兵謀反是真，差點讓王鏊人頭落地。
王鏊致仕回鄉后，修宅買田，蟄居東山，做起了隱士：或潛心學問，撰寫方志，或泛舟太湖，賦詩題銘。惠和堂落成后，他在《洞庭新居落成》一詩中這樣寫到：“歸來筑室洞庭原，十二峰巒正繞門。”為了表明他與官場的清濁之分，王鏊還筑有別墅招隱園－－事實上，王鏊在京為官時，就曾筑有小適園，似乎要給自己在官場風云中留一塊小憩之地，現在他心愿得償，可以將自己宅后花園取名為“真適園”了。園內遍植梅花，疏影橫斜，幽香陣陣，與他的胞弟、著名隱士王銓幽雅古樸、小巧別致的“遂高堂”互為呼應，成為獨立于高墻深宅之外的養心怡性之所。
如果王氏兄弟及其子侄們就此隱居下去，那么，洞庭東山王家就會很快式微，淪落鄉間。但這顯然不符合中國科舉制度的游戲規則，也不符合詩禮傳家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畢竟，科舉制度已經營多年，士人長期浸淫于儒家經典之中，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儒家文化作為立身行事的唯一標準了：修身是為了齊家，齊家是為了治國，治國是為了平天下。
王鏊信札因為“科舉文化”這種不需要原創性，只需要背誦經典條文的求同思維，豐富的歷史文化也就被簡單地解讀為“十六字心傳，五百年道統，圣人之學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條，所以后人常常批評科舉制度，說它是導致社會文化價值的高度一統化，又導致社會文化缺乏活力與生氣的罪魁禍首。但人們必須承認，科舉制度的確是中國社會內部的稀缺資源（財富、地位、權力與名望等等）的一次相對公平的再分配。而且這是一個強大的足以使整個社會獲取文化知識的利益激勵機制。雖然三年大比，金榜題名者畢竟是少數，但《范進中舉》一類的故事又告訴我們，沒有年齡限制的科舉考試，給每一個失敗者都保留了下一次勝利的希望。
比如王鏊，被妒忌者抑為探花，始終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也是東山王家壓在心頭永遠的痛。但這種陰霾很快因為其后人考中狀元而一掃而空：傳說王氏先族為了尋求一塊真正的“佳穴”，不惜化巨資購買化龍池畔有數畝之廣的號稱“吉壤”的土地，讓子孫后輩死后，依次排列葬此墓地，以期取得正穴。至明正統末年，墓地上各垅葬次一丘一丘，相聯如貫珠，后人稱之為“念珠墳”。王鏊死后，又有堪輿家指出：“可惜鳳凰旗不正（指墳對面的山），只能出個探花郎。”王家急忙請求彌補，得到堪輿家的指點，在墳前建饗亭以合正方向。若干年后，王鏊八世孫的王世琛終于中了狀元，而王家后輩再一次步入了官僚精英的序列。
當然人們不能認為這是“風水”之說的應驗，但王氏一族為了進入社會上層，也的確是挖空了心思。事實上，真正延續東山王家“君子之澤”的，可能還是那句大白話：書包翻身，知識改變命運。
鐘情山水
王鏊對宜興的風景名勝饒有興趣，尤其對善卷靈跡推崇備至，曾為善卷洞賦詩、撰序，著《善卷洞》、《善權寺古今錄序》。王鏊同宜興人亦交往甚密，感情十分融洽。明成化八年進士(傳臚)邵賢，自山東提學副憲告老還鄉后，在周孝侯祠崇邱建造了“東邱娛晚堂”，作為宴飲和欣賞良辰美景諸老聚會的地方。多位老人或登邱、或吊古、或棋奕、或垂釣、或吟詠，各得其所，百無禁忌。正德三年，王鏊來宜，在此會見了宜興掛冠而老者12人。他們是：前九江推官萬盛，黃州府經何釗，平樂知府李廷芝，湖廣布政司參議翁信封，翰林學士吳經，工部侍郎沈暉，宜春知縣楊琛，通政王玉，福建布政司李云，山東按察司副使邵賢，歸州知州胡璉，撫州知府胡孝。王鏊興致勃勃地撰寫了《東丘娛晚記》碑文。該碑現保存在周王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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