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方孝孺的生平
師從宋濂
方孝孺師從“開國文臣之首”的翰林學士（正五品）宋濂，歷任陜西漢中府學教授（從九品1392-1398年），翰林侍講（正六品1398-1399年），侍講學士（從五品，1399-1400年），直至按照《周禮》更定官制，將侍講學士和侍讀學士（皆為從五品）合并為文學博士，并升任文學博士（正五品，1400-1402年）。建文年間（1399-1402年）擔任建文帝的老師，主持京試，推行新政。
幼聰慧，6歲能詩，人奇其才。呼為“小韓子”15歲隨父兄北上濟寧，勵志攻讀。及長，承學于宋濂，深受器重。洪武十五年（1382年），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起薦方孝孺，應征至京，在奉天門奉旨作《靈芝》、《甘露》二詩，甚合上意。賜宴時，太祖朱元璋有意使人欹斜幾具，試其為人，方孝孺正之而后坐。朱喜其舉止端莊，學問淵博，有期待日后輔佐子孫之意，厚禮遣回鄉。由于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先德化而后政刑；而太祖則主張以猛治國，運用嚴刑峻法控制官民，所以他沒有對方孝孺加以重用。[2]此后十年，居家讀書寫作，著《周易考次》《宋吏要言》等篇。31歲時，仇家于叔爭訟，詞連孝孺，官府籍其家，械押至京問罪。朱元璋見孝孺名，特名釋放，洪武二十五年，再次受薦，授漢中府學教授，深為蜀獻王賞識，聘為世子師。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建文帝）繼位，召孝孺入京，任翰林侍講學士，次年，值文淵閣，尊師以禮，帝讀書有疑，即召講解。凡國家大事，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時宮中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孝孺任副總裁。后調文學博士，奉命與董倫、高遜志等主持京考。
被殺爭議
明初靖難之變中的方孝孺之死，是論史者繞不開的一個沉重話題。對方孝孺的評說日見分歧，一種觀點是秉承前說，將方孝孺定位為忠節奇儒，而另一種新出的說法卻將其稱作愚忠的典型。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說，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方孝孺之死的真正意義。
建文帝即位后，著手削藩，方孝孺積極參與其事，削藩弱宗本是封建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題中之意，此事上關皇位大統，下系黎庶福祉。而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篡逆大統，破壞的是立嗣以嫡以長的成憲，用今天的術語而言，就是破壞了憲法。方孝孺在燕王攻破南京城后，以不奉詔而身死，我以為這決不是殉于一家一姓，更不是愚忠，方孝孺之死，乃是死于維護成憲，維護制度。身死于削藩，在中國歷史上，方孝孺不是第一個，其前有西漢文帝時的晁錯，在其同時有黃子澄、齊泰等人，方孝孺之所以更為出名，一是因為方孝孺案株連人數之多(達873人)，二是因為方孝孺文名之盛。至于方孝孺在削藩一事上的失誤，當然也是明顯的，此節已被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論定為帝暗臣疏，在此也無妨提及，在此前（帝甫即位，當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號之日），高巍已上言，削藩宜用賈誼分建諸侯之說和主父偃推恩之策，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方孝孺作為建文帝倚信的大臣，卻未能使建文帝聽服高巍的建言，而其后遂有燕王靖難之禍。
以身護法
言及君主制度，皇帝作為一種存在，在更大的意義上只是一種名氣，一種象征。真正有效地統治國家，治理國家的乃是文官集團，乃是皇帝在“天子”名義下統率的文官集團。我們不能把皇帝的權力和權威視作無限制的大，正如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分析的那樣:君權與相權的分設，政府對皇權的制衡，足以證明傳統政治體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亦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利，不可以專制二字抹殺之。美籍學者何炳棣曾花費數年時間，搜集了上萬份明代監生、貢生、舉人、進士的履歷表，統計研究后得出了一個結論，由科舉取士所形成的文官集團，其成員不僅經常變動，而且多來自于社會中下層，亦即并沒有形成壟斷統治權的文官貴族集團，這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政治生活相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以至于有的論者說，中國自宋代以后無史，循環而已。這也正從另一側面說明了文官制度的成熟完備及其與所依賴的經濟制度的配套適應。靖難之變中還有一處歷史細節，當南京城破后，燕王朱棣(成祖)對方孝孺說:“先生毋自苦，予欲效周公輔成王耳。”作為文官集團代表的方孝孺質問朱棣:“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方說:“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方說:“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至此，朱棣已理屈詞窮，然朱棣能以馬上得天下，終不可以馬上治天下，能以非法手段取之，但不得以非法手段治之，這也正是方孝孺以身護法的意義和效果，當然這已是后話了。
至此，我想到了治史的兩種方法，即顯微鏡目光和望遠鏡目光，亦即分析與綜合手法，上述何炳棣先生分析文官集團成分的構成是分析手法(顯微鏡目光)的典型例子。而后者，綜合手法(望遠鏡目光)即是說: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或制度要放在大的歷史框架內，較長的歷史階段去考量，方可明了其真正意義，有以對其正確定位。“敘事不妨細致，而結論則要看遠不顧近”，這便是黃仁宇先生所謂的大歷史觀。由此而言，我們將某種似是而非的榮譽或責任推加到某個歷史人物身上，即便這個人是皇帝，而對事件、制度背后深層的地理、經濟原因(中國所處的亞洲大陸地理環境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農耕文明)視而不見，是于事無補的。
當我們冷靜、客觀地面對歷史時，我們應當作出這樣的評說:方孝孺之死固然是忠于氣節，但更多的是忠于制度，方孝孺為人不免空疏迂闊，但決非是愚忠二字所能涵蓋的。
克勤之子
官歷文學博士，子希直。娶鄭氏，誥授夫人。同治癸亥，旨準崇祀文廟。妣生于元至正十九年九月初九日申時。建文四年殉難，葬南京聚寶門外雨花臺有碑。幸蒼天不泯忠，不乏嗣，子彥祥年九歲，蒙金陵魏司寇效程嬰故事，隱居興國州鴻濱橋，生三子，省一。省二。省三，省一居興國州守先人墓，省二。省三遷湖北羅田縣石橋鋪，見山水秀麗，肇基茲土而有家焉。迄今二十余世，人丁蕃衍，星羅棋布，丁男日盛，南北縱橫五十余里，可謂義城望族。省三復遷回林家沖原籍。遷羅第一世省二公任六安州牧，擢江南糧儲道。子四人：宗甫。衡甫。權甫。憲甫。宗甫長子維邦。維谷居方家山，（憲甫居匡家沖另譜）。維魁生添瑀祖，瑀生四子。長應松生三子：長曰钅錄，開榮張戶；次曰鉛，開啟先戶。省二戶。璟瑄 戶；三曰钅鼎，開官武戶。應株開均仲戶。愿后嗣毋忠血統，當思水源木本之義。致于列祖分遷，親疏夫子派不在此限，后嗣勿替之耳。《敦睦堂~方匡八修宗譜》
明蜀王賜正學公像贊：
綠鬢紅顏，金精玉粹。聘束帛于山林，膺綸言于殿陛。身游乎蓬島方壸之間，道溯乎伊洛洙泗之澨。潛溪之后學，名聞九重；元英之云孫，華間奕世。是所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孝孺之子 彥八公
正一評事，誥贈禮部主事。生于明洪武甲戌年正月二十日午時。原配饒氏，誥封夫人，生于洪武乙亥年二月初三日寅時。生子三：省一。省二。省三。繼娶魏氏，誥封夫人。公卒于明宣德丙午年七月初六日辰時。妣卒于洪熙乙巳年十二月十三日未時。公妣合葬興國州南門外龜形有碑。
誅滅十族
方孝孺的妻子鄭氏和兩個兒子方中憲、方中愈上吊死了，兩個女兒投秦淮河而死。家人之后，他的親戚朋友也都遭了殃。每抓到一個，都帶到方孝孺的面前，讓他看看，再行千刀萬剮，一共殺了七天，八百七十三人。方孝孺鎮定自若，不為所動，還忙里偷閑，做了一首絕命詩，古色古香——“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孰不我尤！”平心而論，詩做得很一般。當弟弟方孝友被捆到他的面前時，他罕見地留下了眼淚。方孝友也做了一首七絕告別哥哥：“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后，旅魂依舊回家山。”看來這弟兄倆還真是一樣的驢脾氣。八百多人殺完了，輪到方孝孺了，明成祖殺方孝孺就是用腰斬，傳說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還以肘撐地爬行，以手沾血連書“篡”字，一共寫了二十四個半才斷氣。他的學生也是高干子弟，德慶侯、廖永忠的兩個孫子廖鏞、廖銘，偷偷撿拾他的骨骸葬于聚寶門外山上，隨后這兩個仗義的學生隨即被殺。方孝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被誅十族的人。
除去殺的人，此案還入獄、充軍、流放一千多人。方孝孺的詩文在永樂年間是禁書，誰敢藏有，殺頭。方孝孺死了，被用世界上最殘酷但是最露臉的殺人法殺死了。在此之前，八百多姓方的、不姓方的，和方有血緣關系、沒血緣關系，甚至連面都沒見過的人像牲畜一樣被殺掉了
直到明仁宗即位，喻禮部：“建文諸臣，已蒙顯戮。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為民，還其田土。其外親戍邊者，留一人戍所，余放還。”到萬歷十三年三月，也就是方孝孺死后一百八十三年，“釋坐孝孺謫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凡千三百余人”。“有詔褒錄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輝祖，次孝孺云”。
被害人方孝孺被兇手朱棣的后人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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