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晁錯的后世評價
學問大家
首先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晁錯最早是學“刑名之學”的,什么叫“刑名之學”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學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說晁錯是政法學院或者政法系畢業的。因為學習成績還不錯,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當上了太常掌故。我們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講究判決書的起草,要求判決書寫得很有文采,晁錯很有文采,所以選他做太常掌故。
晁錯時來運轉是什么時候呢?是被太常選拔去讀《尚書》。我們知道,由于秦始皇焚書坑儒,古代的典籍失傳,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間,傳人一代一代地沒有了。到了漢文帝的時候,懂得《尚書》的只剩下一個人,叫做濟南伏生,但是等漢文帝找到這個人的時候,他已經九十多歲了,不可能把他請到朝廷來,怎么辦?所以只好下命令說: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嗎?選拔一個可造之材,到濟南伏生家里去學。蒼天有眼,太常寺選中的就是晁錯。晁錯在濟南伏生家,跟著濟南伏生學了《尚書》,這就是儒家的學說,他原來學的是法家的東西,現在又學了儒家的東西,這叫做學貫儒法,學問大長,名聲也大長,回到朝廷以后,說起話來是頭頭是道。漢文帝說這是個人才啊,這個人才不能浪費了啊,那就去輔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來的漢景帝,于是就任命晁錯做了太子舍人,后來又做了太子門大夫,后來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個什么級別呢?算是一個中層干部。
智慧之人
晁錯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別好,能言善辯,他進了太子府以后,太子嘛,他是儲君,就是他等著做皇帝,他平時不管事兒,他沒什么事兒做,晁錯又一肚子學問,就天天跟太子談學問,談得太子對他有點崇拜,經常和他坐而論道。太子的家人也對他有點崇拜,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智囊”。
晁錯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也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他非常關心國家大事,他雖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個家令,或者還只是做一個門大夫等等,官職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憂國”,他時常研究國家大事,向漢文帝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他給漢景帝上了好幾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談兩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邊,一件事情是勸農,這篇疏文后來被收入《漢書》的時候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錯的本傳,一部分收入《食貨志》,收入《食貨志》的后來被命名為《論貴粟疏》。《論貴粟疏》是一篇有名的文章。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晁錯,他又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有辦法的人,還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正因為他是一個有學問的、有思想的、有能力的、還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會來趟朝政這汪“渾水”,他一定會來管這個國家的事情。
晁錯的第一個問題,是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他在太子府的時候,和朝中的大臣關系就不好,我們看《史記。晁錯列傳》里面有這樣一句話:說袁盎及諸大功臣都不喜歡晁錯,很不喜歡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過做個舍人,門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職權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員,只不過喜歡發發議論而已,大家都不喜歡他,一旦他進入中樞,擔任重要職務的時候,結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漢文帝駕崩,漢景帝繼位以后就重用晁錯。因為漢景帝覺得晁錯是一個“智囊”,所以漢景帝一上臺,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晁錯為內史。內史是個什么官呢?內史負責的是京城地區所有的行政工作,相當于現在一個首都市的市長,所以晁錯是越過了副部級,直升正部級。這樣一來,晁錯恐怕是有點得意忘形,至少是有點趾高氣揚,仗著漢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見,不停地提建議,今天要改革這個,明天要改革那個,漢景帝還言聽計從,都采納他的建議,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不太高興了。
能言善辯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場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規矩,而漢代的政治在漢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國理念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張清靜無為,主張一動不如一靜,主張以柔克剛。總而言之是不喜歡折騰,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漢初的那些高級官員基本上是貴族,或者功臣,有的是當年跟著劉邦一起打天下的,雖然能力不一定強,但是熬熬年頭也就慢慢地熬上來了,所以大家對于像晁錯這樣一個靠著能言善辯、夸夸其談就青云直上的家伙,看不上眼。所以晁錯這個時候應該怎么樣呢?應該夾起尾巴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變法,像根“攪屎棍子”,攪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寧,大家對他就忍無可忍。
第一個被惹毛的是當時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惹毛了以后,找了個岔子就要殺晁錯,找了個什么岔子呢?晁錯不是當內史嗎?那就是首都市的市長,內史有一個辦公機構叫內史府,內史府有一個門朝東邊開,晁錯覺得這個門朝東邊開,出出進進不方便,他就南邊開一個門,南邊是什么?南邊是太上皇的廟,南邊開一個門就把太上皇的廟外面圍墻打一個洞,申屠嘉想,好家伙,太上皇頭上動土啊,大不敬。于是商量說,我們明天上朝的時候彈劾他。不知道這個消息怎么就走漏了,晁錯得到消息之后連夜進宮去見漢景帝,就把情況都說了,漢景帝說:這個事情朕給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把這個事提出來,漢景帝說:哎呀!這個事兒朕知道了,這個晁錯他是在太上皇廟的墻上開了一個洞,不過那個墻不是內墻,那是外墻。那我們大家都是北京人,知道北京,看看就知道,故宮、太廟都是一圈一圈的好多墻,他開的是最外面的那個,沒戳到里面去,外面那個地方是干什么的呢?是安置閑散官員的,沒什么了不起的。最后漢景帝說了一句關鍵的話,這個事是朕讓他做的。申屠嘉沒有話說了,回到家里吐血而死。就是晁錯一上臺就氣死一個宰相,申屠嘉是什么人啊?申屠嘉是跟著高祖劉邦打天下的功臣啊,這樣的人都搞不定晁錯,還誰能擺平他?晁錯,我們可以想象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寵驕人,不把別人放在眼里。
這里順便要說一下這個申屠嘉,他不是小人。我們去看《史書》對申屠嘉的評價,申屠嘉這個人是一個非常廉潔的清官,叫“門不受私謁”,什么叫“門不受私謁”?就是他在自己家里頭是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員你不要到我家里來談事,有事咱們上朝,到辦公室去談。袁盎曾經找過申屠嘉,申屠嘉說:袁公有什么事嗎?公事明天到辦公室找辦事員談,如果是私事,本丞相無私事,清官嘛,所以這件事情申屠嘉在這個朝廷當中威望是很高的。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說后來聯名上書要殺晁錯的廷尉張歐,什么人,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說了,是司法部長兼最高法院院長,他辦案子有一個原則,就是他拿了這個判決來了以后,他要看,看了以后,他發現如果這個案子有疑點,比方說證據不足,程序不對,發回去重審,如果交上來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確實是證據確鑿,這個人也確實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能赦免他,他會親自到監獄里去宣讀判決書,流著眼淚,一邊哭,一邊讀,說你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然后弄點好酒好肉伺候你上路吧。是這么一個人,你想這樣一個人都主張殺晁錯,你說晁錯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了,我們可想而知了。
性情耿直
從政的晁錯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然而他的性格使他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政治家。
那么晁錯為什么不得人心呢?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政見不和,他主張削藩,其他人主張不動,“道不同,不相與謀”。第二個原因,性格不好,性情耿直,比較認死理。史記和《漢書》講到晁錯的時候都用了四個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嚴厲;直,什么意思呢?剛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個人又嚴厲,又剛直,又苛刻,又心狠,討人喜歡嗎?不討人喜歡。誰會喜歡這樣的人呢?誰會跟這樣的人成為好朋友呢?這樣的人怎么會有一個好的人緣呢,而沒有一個好的人緣,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這就是晁錯性格上的原因。
晁錯的這個性格,我們在電視劇《漢武大帝》里面也看到有表現。晁錯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朝野嘩然,晁錯的父親就千里迢迢從潁川趕到長安來找晁錯,他是這樣說的:“必須這樣做呀!不這樣做,天子就沒有尊嚴,國家就不得安寧。”那么這個情節表現了什么,表現了晁錯的忠心耿耿,晁錯是一個既忠心耿耿,又深謀遠慮的人。按說這實在是國家的一個棟梁。但是晁錯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謀遠慮都有一點問題,什么問題呢?他是為國深謀遠慮,為自己一點都不深謀遠慮,所以《漢書》對他的評價是:“銳于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而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這樣的人,按照我們一般來說的道德標準,這是一個大好人啊,大公無私,一心為公,一往無前,奮不顧身,這不是很好嗎?怎么不好呢?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就是不能為自己考慮的人,他往往也不能為別人考慮,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國情。國家是什么?國家是具體的人民構成的,人民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為本,所謂以人為本,你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夠沒有人之常情,一個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別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個不把自己的生命當回事兒的人,也不會把別人的生命當回事兒,你既然不能把別人的生命當回事兒的話,你怎么為民眾謀福利呢?一個連自己都保衛不了的人,你能夠保衛國家嗎?所以對于這樣一種奮不顧身,我們要一分為二地來看,承認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不二
忠心耿耿又有什么問題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會有這么一個問題,我既然是一心為公的,誰反對我,就是一心為私,我既然是忠臣,誰反對我,那就肯定是奸臣,他就會以自己來劃線了,他就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了。而一個人不能夠聽取別人不同的意見,他就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兼聽則明嘛。那么你要兼聽的話,你就不能說我是一心為公的,你們是一心為私的。晁錯就是這樣,這是不是有問題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他那個一往無前,一往無前我們以前也認為是一個很高尚的品德,當然我們某些時候是需要一往無前,需要奮不顧身的,也需要執著,需要認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兒,什么情況,比方說你做學問,執著是好的,為什么呢?追求真理,一個學者,一個科學家,一定要執著,一定要認死理,我認準了這個,我就這條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墻,我絕不回頭,也許就在我探索過程中,我還沒有碰到南墻的時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須是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該堅持的時候堅持,該妥協的時候妥協,該讓步的時候讓步,該迂回的時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慮的問題,一件事情不僅僅是該不該做,而且還要考慮能不能做,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這是一個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質,他得看三步。而晁錯是執著,堅持,認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對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慮,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也不考慮。
而漢文帝是考慮的,所以他一再向漢文帝上書,漢文帝不采納,后來晁錯給漢文帝上書的時候寫了這樣一句話:“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就是說我是一個很狂妄的人,我說了一些狂話,請英明的皇上來做出決策。漢文帝批示是什么呢?漢文帝批示說:“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一個國家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提意見的人其實并不狂,但是做決策的人他糊涂,這就糟糕了。所以漢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議歸建議,決策歸決策,建議沒有狂不狂的問題,什么建議你都可以提,但是決策有英明不英明的問題,決策不能不英明,這個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結果是什么呢?采納晁錯的削藩策,而且讓晁錯自己來主持這項工作,這一下子麻煩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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