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韓非的死之爭議
韓非之死爭議
韓非之死，史籍有兩種說法。
一是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這也是迄今為止韓非之死的母本說法和主流說法：“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殺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另種說法，較少為人提及，見于《戰(zhàn)國策 秦五 四國為一》（以下單列篇名），原文較長，茲概述其意。四國聯(lián)兵進攻秦國，姚賈毛遂自薦，出使四國，消除了這次兵災(zāi)。“秦王大悅，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得知此事，到秦王面前說了一通，意思是姚賈這人怎么有問題。秦王責(zé)問姚賈，姚賈對答如流，一番說話，比韓非說的漂亮多了。結(jié)果，“秦王曰：‘然’。乃可復(fù)使姚賈而誅韓非。”——姚賈沒事，韓非被殺。（誅在先秦，并非只有殺死的意思，還有責(zé)問、譴責(zé)、懲罰之意，在此都通，但有人認為，誅韓非，就是把韓非殺了。）
這兩種說法的相同處，是韓非之死，跟姚賈有關(guān)，也跟秦王有關(guān)。不同處，是司馬遷筆下的韓非，是個無辜受害者，而《戰(zhàn)國策》里的韓非，則有引火上身，咎由自取的味道。
但這兩種說法，都有讓人無法釋疑的地方。
《戰(zhàn)國策》的那篇文字，除了事由，只有三段對話，然后，秦王就把韓非給殺了，——假如那個誅字，真的是殺死的意思（《秦五 四國為一》注有“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余萬言。是時在秦，故知之也。終死于譖姚賈也。”此即解誅為殺）——生硬，突兀，一點說明沒有。
況且，此事的背景也讓人生疑。韓非、姚賈、秦王的同時之間，有沒有過一次所謂“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五 四國為一》）的事件？還造成“‘寡人屈于內(nèi)，…為之奈何？’群臣莫對”（同上）的局面？眾所周知，韓非、秦王見面后的第三年，秦國就正式滅了韓國，之后九年，陸續(xù)掃來其余五國。在此前夕的大秦王朝，竟然還有過一次難以想象、匪夷所思的“群臣莫對”的場面？再說，此事的注釋，——歷史上《戰(zhàn)國策》注屢經(jīng)人手，此注未標(biāo)明何人所作，——也讓人費神迷惑，“四國，燕、趙、吳、楚也”（齊魯書社版《戰(zhàn)國策》86頁）——吳國早于春秋末年滅于勾踐的越國，怎么到了戰(zhàn)國末期，又聯(lián)兵燕趙楚進攻秦國？（《秦五 四國為一》正文引韓非語：“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或許注文的燕趙吳楚四國，來源于此。但一則，這里所謂荊吳燕代，也許更多是指地名而非國名；二則，代，能即是指趙國么？）辭世的前復(fù)旦大學(xué)教授揚寬，在其所著《戰(zhàn)國史》中，采用這段史料，但把吳國改成魏國，卻未加以任何說明（見揚寬著《戰(zhàn)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52頁）
再說《史記》。
司馬遷寫韓非之死，寫得簡練、生動、傳奇，前后相連，看上去有理有據(jù)，然若仔細推究，同樣讓人疑心難釋。
韓非從韓國到秦國，按司馬遷的說法，是“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死不恨矣”、“因急攻韓”八個字，驚心動魄、排山倒海，所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被千古一帝秦始皇引為知己，以這種方式引為知己，不是空前絕后，也是絕無僅有了。——然而，費盡如此心機，為著李斯一句話，秦王就把韓非殺了？
殺韓非，具體操作者是李斯。按某種流行的理解看法，李斯是殺害韓非禍起蕭墻的煽風(fēng)點火者。李斯為何要殺韓非？照理說，韓非是李斯向秦王介紹的，韓、李二人還有同窗之誼，——但有人說，正因為倆人是同窗，李斯嫉妒韓非，所以殺了韓非。何以證明李斯嫉妒韓非呢？《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有“（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斯自以為不如非”，就一定是嫉妒？嫉妒就一定要殺人？當(dāng)然，說李斯嫉妒韓非，還有一個證據(jù)，那就是“李斯、姚賈害之”的“害”字。《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一語，其中的“害”字，通常都作嫉妒解，但《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話是“李斯、姚賈害之”，看來不僅是李斯一人，因同學(xué)關(guān)系而嫉妒。那姚賈為何也嫉妒韓非？假如“害”字真作嫉妒解，那姚賈嫉妒韓非，就至少缺乏背景交待。
總不能籠統(tǒng)來一句，因為韓非有才，所以，但凡一殿為臣的，都嫉妒他，都想弄死他。
司馬遷寫韓非之死，還留了個“尾巴”，即“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這是個極富戲劇性的“尾巴”。短短兩句話，蘊含卻相當(dāng)豐富。一，它說明韓非不想死，但不得不死；二，它從側(cè)面強化了李斯謀害韓非的說法；三，韓非之死，具有偶爾性。假如韓非能見上秦王一面（不得見的原因，是李斯搗鬼，還是秦王不愿見？）又假如秦王后悔得早一點（后悔，是在暗示殺韓非殺錯了么？），韓非不就不會死了么？
——韓非是不是死于偶然？
《史記》之中，另有幾篇，也寫到過韓非之死，如《秦始皇本紀(jì)》、《六國年表》和《韓世家》，但都是蜻蜓點水，片言只語，不足以構(gòu)成一種完整的說法，最多只能說明，韓非的確是死于秦人之手。
韓非的死因，因此陷于撲朔迷離之中。究竟是無辜受害，還是咎由自取，抑或，還有別的原因，比如，自殺，或確實是一不小心殺錯了。韓非的自殺傾向，下文將予以略述；而一不小心殺錯，也不是沒有可能。兵荒馬亂的年代，殺人，從來不須嚴(yán)密的邏輯，也不必件件都太在意，就算曾經(jīng)真的喜歡，那又怎樣？喜歡你，不代表不會殺你，而且，正因為喜歡你，才越有可能殺你。殺了你，再后悔，裝作后悔，或根本就不后悔，那都是另一回事了。——不管怎么說，韓非之死，司馬遷和《戰(zhàn)國策》太過簡略的筆觸，給人留下了難以釋然的空白。
這中間，一定發(fā)生過別的事。
發(fā)生過不說不明，一挑即亮，足以廓清事件原委的事。
只是，我們也許，——或者應(yīng)該說肯定，——再也無從知道，當(dāng)初，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事。
又有誰愿意追究，——能怎么追究，——當(dāng)初，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事？
從《戰(zhàn)國策》和司馬遷那兩段僅有的敘述看，韓非之死，至少跟三個人直接有關(guān)：李斯、秦王、姚賈。
先說姚賈。
韓非之死，姚賈是個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原因就在于所謂的“名人效應(yīng)”。如果說李斯在中國歷史上稱得是赫赫有名（相對而言），那姚賈就只能說是汲汲無名（也是相對而言）。所以，韓非之死的追光燈，都打到了李斯的身上，而讓姚賈從人群的包圍目光中，悄悄溜走了。盡管如此，有一點，應(yīng)該為大家注意到了，即《戰(zhàn)國策》和《史記》對韓非之死的敘述，不約而同，寫到了姚賈，《戰(zhàn)國策》更是直指韓非死于姚賈。要知道，《戰(zhàn)》、《史》在韓非之死的敘述上，有著顯而易見的差異，從史料互證的角度說，正因為這差異的存在，也就更強化了其相同點的可信性（司馬遷寫韓非之死，是否取材了《戰(zhàn)國策》，恐怕非易言之事。簡言之，若取自《戰(zhàn)》，則李斯之事何來？此說明，司馬遷至少另有所本。）在這種情形下，韓非之死，李斯只出現(xiàn)一次，而姚賈二度在場，就無論如何不應(yīng)成為可以輕易忽略、棄置不顧的細節(jié)。姚賈在韓非之死過程中的二度在場，固然不是說這里有什么春秋筆法，但事出有因，應(yīng)該沒有疑義。
因此，必須追問一句：
姚賈何許人也？他與韓非之死的真正關(guān)聯(lián)何在？
翻查相關(guān)典籍，姚賈的名字，總共見到四處。除上述《史記》、《戰(zhàn)國策》外，另兩處，也在《戰(zhàn)國策》中。一是《趙四趙使姚賈約韓魏》“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之。舉茅為姚賈謂趙王惠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己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另一處是《魏四周最（同音假借，取字上加寶蓋頭）入齊》“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
其實即使不知道這兩條，單從《秦五四國為一》也能看出，姚賈的職業(yè)與身份（加上這兩條就更加清楚）：姚賈是個標(biāo)標(biāo)準(zhǔn)準(zhǔn)，專以外交為務(wù)的游說之士，也就是所謂的縱橫家。
至此，韓非與姚賈沖突的起因與實質(zhì)，已清楚顯現(xiàn)，呼之欲出。
在后人關(guān)于韓非與諸家學(xué)派（縱橫家算不算一家學(xué)派，這既是個習(xí)慣用法問題，也是個仁智之見的問題。章太炎就干脆把儒家和縱橫家合二為一。見洪治綱主編《章太炎經(jīng)典文存諸子學(xué)略說》，上海大學(xué)出版社）關(guān)系的論述文字中，韓非對儒、墨兩家的苛責(zé)、沖擊，往往名列首位，而對于縱橫家的言語、態(tài)度，倒較少見于提及。這是圍繞在韓非身上眾多誤解的其中一項，也是中國文人懶惰思維的又一處“經(jīng)典廢墟”。事實上，韓非平生兩大仇敵，在內(nèi)，是“重人”、“擅臣”；在外，即是縱橫家。如果說韓非對于儒、墨兩家的指責(zé)，主要在于“無用”，那對于縱橫家的攻擊，則直指“有害”。《韓非，他被誰拋棄》寫到韓國正是毀于縱橫運動。其實毀于縱橫的又何止是韓國。這場發(fā)生在先秦結(jié)束前夕、席卷當(dāng)時天下、持續(xù)百年的“國際化運動”，不僅是中國歷史在那個階段的必然發(fā)作，反過來，又以風(fēng)卷殘云的氣勢，強力推動、改變了當(dāng)時，乃至今后中國歷史的進程與面貌。如果說在當(dāng)時，在“學(xué)術(shù)與研究”領(lǐng)域，是所謂儒、墨、道的地盤，那在現(xiàn)實的天空下，在紅塵滾滾的大地上，真正風(fēng)光無比的，卻是縱橫家。雖然縱橫家在爭鳴諸子中的排名是邊緣化的，但他們才是時代和社會的主人，最大利益獲取者。縱橫家忙于天下興亡，但他們從不把誰興誰亡放在心上，他們關(guān)心的，是從這興興亡亡中，可以獲得多少利益和利潤。因此，縱橫家是有史以來最偉大、最成功、最無道德價值感的“國家股票經(jīng)紀(jì)人”。韓非痛恨縱橫家，韓國的毀亡是主要和直接原因，但在思想上，至少，這三點，也是沖突的要害所在。其一，縱橫家沒有任何固定不變的理念與道義，只講成敗，不論是非。他們行走江湖，靠的是看山說山，見水說水，逢人說人，遇鬼說鬼，見機行事，隨機應(yīng)變，怎么有利怎么玩。而韓非，卻是一個頑固、頑強的原則主義者。韓非在不同文中，多次強調(diào)，投機取巧、僥幸圖存的“恃外”（即縱橫之術(shù)），是最兇險、最不可靠的敗亡之道，只有“強法”、“守法”、“以法治國”，即內(nèi)部自強，才是長治久安的大道。韓非在肯定外交重要性的同時，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靠外援，是靠不住的（見《韓非子》中《亡征》、《飾邪》、《五蠹》等文），針對的，都是縱橫而言。這是韓非與縱橫家的根本沖突和矛盾所在。二，韓非是堅定不移的國家（君主）至上主義者，而縱橫家則是“國家股票經(jīng)紀(jì)人”，因此，在縱橫家與國家（君主）之間，就存在著尖銳、分明的韓非所謂“君臣不兩利”，也就是公利與私利的對立狀況。照韓非的看法，縱橫游戲的最終結(jié)果，必定是國家被掏空，從而敗亡，而縱橫家卻賺得盆滿缽滿。三，韓非是極端規(guī)矩主義者和安定主義者，縱橫家的本質(zhì)，卻是商人。商人的一個特點，是流動性，縱橫家更是流動的專家。商人、經(jīng)紀(jì)人還有個特點，就是炒作，又名煽乎，沒事都能給你忽悠出兩道彩虹，何況時代到了，正是翻江倒海的好年頭，什么樣的人間奇跡創(chuàng)造不出來？但在韓非眼里，這中間，隱藏著極大的不安定因素。在韓非眼里，縱橫家的問題，是整體流民（游民）問題的一部分（《韓非子·五蠹》中的五蠹，基本就是游民，縱橫家正是其中一員）。而流民（游民）問題，是中國社會自古及今，最為嚴(yán)峻的問題。但凡一位真正的思想家，沒有人沒關(guān)注、思考過流民（游民）問題。
由于歷史書寫的選擇性傾向，縱橫家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和影響，被巧妙得刻意淡化了，邊緣化了。這一做法，客觀上，間接、無意識地掩蓋了韓非的部分意義，從而影響了對于韓非的整體評價。
回到《戰(zhàn)國策秦五四國為一》的具體敘述來看，韓非對姚賈的指控，冒昧而草率，不實而怪誕（成分論都搬出來了），很是站不住腳，結(jié)果弄得自己一個趔趄，正好作了姚賈腳下漂亮的“上馬鐙”。其實，如果對照《韓非子》，人們也許會覺得，《戰(zhàn)國策》里的韓非，跟《韓非子》的思想、說法，頗不相合（韓非至少不搞成分論，況且，韓非一再申明，“不求清潔之吏”（《八說》），反倒是姚賈的說辭，更像韓非的出言吐語。但撇開這些表面現(xiàn)象，韓非與縱橫家的矛盾，是一致未變的。
以上所言，當(dāng)然是從大處著眼。
如若時光得以倒轉(zhuǎn)，我們也許會看到，韓非與姚賈的矛盾、沖突，原來另有原因，比如，同時愛上了一只鼻煙壺，或一個超女，諸如此類，但這充其量只是韓、姚沖突的導(dǎo)火索。不管韓、姚沖突的直接原因和表面原因是什么，韓非與身為縱橫家姚賈的基本矛盾，始終存在，并無可回避。
最后補充兩句，韓非將自己的一生，至少半生，獻給了反對縱橫家的殊死事業(yè)，但韓非自己，卻正是一個，至少半個，縱橫家。韓非擁有縱橫家必備的最精銳的言說能力（書面形式的）和思想意識，只不過沒到過一個縱橫家起碼應(yīng)到過的國家數(shù)（最少三個以上吧）。韓非的縱橫化，是那個時代的整體投影。韓非在公元前140年陪張儀、蘇秦一道，被漢武帝清除出局，說來不是沒有半點緣由的。
再說說李斯。
很久以來，在相當(dāng)大的范圍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和民間），李斯一直被認定為殺害韓非的罪魁禍?zhǔn)祝ú簧偃搜壑校€是唯一的兇手），這已成為一種既固定又流行的看法。殺人動機被確定為因同學(xué)關(guān)系而嫉妒，證據(jù)則是司馬遷的那段話。與此同時，也存在另一種反向看法，即不認為李斯是殺害韓非的兇手，證據(jù)是《史記·李斯列傳》中，李斯引用過韓非的話。李斯引用了韓非的話，就證明李斯不會殺韓非，跟李斯與韓非同過學(xué)，就會嫉妒，嫉妒就會殺人，是同一條思維理路，一條看似言之鑿鑿，實則讓人哭笑不得的思維理路。其實說起來，李斯殺了韓非，還是沒殺韓非，或者誰殺了韓非，誰沒殺韓非，如果沒有新的、有足夠說服力的資料從地下出土，韓非之死，只能是千古之謎。也許事實就是司馬遷所寫（最真實的事實，往往簡單、直接，而且，常常不太符合邏輯。）也許，——假如有人說，說了你別驚訝，——原因是韓非、李斯同學(xué)期間，埋下一段情愫，咸陽重逢，舊情重?zé)耄肓闲贝汤餁⒊鰝€程咬金，被雄霸天下的秦始皇橫插一杠，上演了一出驚天動地、曠世奇聞的“斷袖大戰(zhàn)”，結(jié)果，文弱秀氣的韓非殞命其中。——你不也沒折，只好干瞪眼么？誰叫你的“腰桿”不夠硬呢。
因此，在韓非之死，及與李斯，或某某人的關(guān)系上（放言之，在一切疑義性歷史問題上），過分粘滯、拘泥本身嚴(yán)重短缺，疑影難去、孤立無征的史料，輔以輕率的聯(lián)想，期以得出必然的結(jié)論，無異于膠柱鼓瑟，易淪為無意義的舉動。若稍稍后退些許，拓展視野，重調(diào)焦距，也許，反而能看到些別的內(nèi)容。
李斯辭別荀子，奔咸陽，十?dāng)?shù)年間，從呂不韋門人（郎），一路攀爬，長史、客卿、廷尉，直至官居宰相，位極人臣，顯示出極為成功的政治素質(zhì)與才能：有想法，敢想敢干，判斷準(zhǔn)確，當(dāng)機立斷，勇于承擔(dān)，雄才大略，能言能行，尤其是諫逐客一事，不僅是李斯個人仕途的樞紐轉(zhuǎn)折點，同時，為秦國，也為李斯自己，保留了大批關(guān)鍵、重要的人力資源。其實，且不論政治實踐能力，單就“實用理性”而言，李斯決不輸給韓非，說李斯嫉妒韓非，我不知道，這是哪個山洞，吹出的風(fēng)。
但李斯的政治才干，在韓非眼里，卻可能是朵不祥的云。
這里又觸碰到那道無法繞道、回避的鐵柵（韓非與姚賈關(guān)系的闡述，也必須建立在這個基礎(chǔ)之上），即韓非來到秦國，究竟是種什么情況？是單純地奉詔出使，最后命喪他鄉(xiāng)？還是借機擺脫了他的“第一次政治婚姻”，——對于祖國的“政治婚姻”，——決意在異國他鄉(xiāng)，一展平生報負（即使戰(zhàn)國末期，這也并不稀奇，李斯等人皆可為例。事實上，整個春秋戰(zhàn)國，除了屈原，絕大多數(shù)名人，都不是祖國忠誠的兒子）如果是前一種，那韓非就是單純的國家利益犧牲者，而且，還真有點為國捐軀的意味（韓國已是行將就亡的奄奄一息，李斯和秦王還用擔(dān)心韓非回國后能力挽狂瀾？韓非真要有這機會和能耐，何至于事到如今，事已至此？李斯真要是說了“非終為韓不為秦”，那他的《諫逐客書》，也就成了一頁廢紙，瞬間崩塌）而如果是后一種，那就得另當(dāng)別論。
如果說韓非從韓國到秦國，是已下定決心，要投身秦帝國統(tǒng)一中國的偉大事業(yè)，加入到歷史的洪流鐵蹄，那韓非與李斯的矛盾，就順理成章。
如果說一個人生下來，天生注定要做一件最符合自己的事，那最符合韓非的事就是：官場監(jiān)工。韓非是天生的“官場貓頭鷹”。那大大小小的官員小吏，就是“官場森林”里的“蟲子”。終其一身，韓非都是以一種警惕、緊張、銳利、仇視的目光，緊盯官場。韓非似乎天生與官有仇，官位越高，仇意越濃。
李斯能不成為他的目標(biāo)？
前面說過，韓非平生兩大仇敵，一是“重人”、“擅臣”，二是縱橫家。李斯的一生，就是走向“重人”的一生。如果韓非真把秦國視為“新祖國”，鐵心為秦王盡忠效力，以他狐疑、尖銳、敏感的思想性格，跟李斯產(chǎn)生矛盾，就決不是難以理解的事（始皇乍崩，李斯稍一作姿態(tài)，旋即加入謀反集團。當(dāng)然這是后話，不提）。何況，李斯的身上，還背負著縱橫家的影子。還記得《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那句：“李斯、姚賈害之”，從上下文的語氣看，這句話是李斯、姚賈置韓非于死地的起因。“害之”，既可直接解釋為：陷害他，謀害他，也可能包含著“以之為害”的意思，——這家伙實在太礙事了。——官場沖撞，利益往往是真正的觸動因。以韓非的國家君主思想，以李斯、姚賈的身份背景與處境，以韓非的偏激、極端思想、心理、性格，矛盾、沖突，不在今天爆發(fā)，就在明天爆發(fā)；不在上午爆發(fā)，就在下午爆發(fā)。只不過是爆發(fā)的時間問題，方式問題。
秦王與韓非的關(guān)系，在人們的印象中，總有點曖昧的味道。愛得奇特而兇猛，死得蹊蹺而遺憾。但若撥開浮云，其實一切也都符合邏輯。這一點，可以從韓非之后，中國社會數(shù)次重演的同構(gòu)版本中，悟出此道。韓非與秦王，無疑是韓非之死的重頭戲，有興趣者參閱拙作《韓非死于秦王的第三種猜想》。
最后，說說韓非的自殺傾向。
韓非的自殺傾向，用一句話說，就是：明知是個死，偏向死中行。
《韓非子》全書，若按涉及人群劃分，可分為五類：君主、官員、民人、知識分子、法術(shù)之士。五類之中，除君主外，其余四類，互有交叉、交融，但分類的界限，是存在的。韓非屬不屬于法術(shù)之士，韓非自己，沒有像“我是共產(chǎn)黨員”那樣，明確說過；但韓非在《問田》中，正面回答堂溪公，“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shù)，設(shè)度數(shù)，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透過此言，假如說韓非對于法術(shù)之士，正像魯迅晚年在那封《答托洛斯基》信中所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xiàn)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一樣，視己為其中一員，應(yīng)當(dāng)不是什么牽強、穿鑿之論（司馬遷《老子韓非列傳》太史公曰的那段話，也應(yīng)視為此意）
因此，韓非對于法術(shù)之士的議論，也就可視為韓非自己的某種心聲吐露，尤其是韓非對于法術(shù)之士生死處境的動情描述。
“是以智法之士與當(dāng)涂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shù)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shù)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誅，必死于私劍矣。”（《韓非子孤憤》）
不僇于吏誅，必死于私劍。
十分肯定，毫不含糊。
《和氏》一文，更明確指出，法術(shù)之士，必死的原因，即法術(shù)之士所得罪的三個對象：
“則法術(shù)之士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shù)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二子（吳起、商鞅）之言也已當(dāng)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
“群臣士民之所禍也”，“大臣苦法”、“細民惡治”，這說法不管客觀屬實，臣與民，已是對頭；再加上“明法術(shù)而逆主上者”、“又將以法術(shù)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以反主意（反人主之意）與同好惡爭，其數(shù)不勝也；”（《孤憤》）
對立一面，官、民、君三者，盡在其中。
一個社會，除了官、民、君，還有誰？
這么一種“全民公敵”、“無黨孤特”（《孤憤》）的瀕危處境，韓非在《奸劫弒臣》中，將其概述為“處非道之位，被眾口之譖，溺于當(dāng)世之言，而欲當(dāng)嚴(yán)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于世者也。”——“至死而不顯于世者也”，已算好的結(jié)局，真正的要害，在“求安，幾不欲難哉！”。逆世而行，千夫所指，唾沫星兒如百八十條消防水柱，還得加上一個動輒翻臉、一怒即殺的“嚴(yán)天子”，可不是“求安，幾不欲難哉！”么？
韓非們即使不死，也早已斷絕了活路，——終將走向死路。
所以，當(dāng)堂溪公言之諄諄地告誡韓非：“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shù)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shù)，設(shè)度數(shù)，臣竊以為危于身而殆于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shù)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dāng)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非的回答，卻顯得義正詞嚴(yán)，直率而不夠禮貌（倆人之間，可能存有年齡差距）：“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shù)，設(shè)度數(shù)，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鄉(xiāng)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先王（當(dāng)為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韓非認為，堂溪公雖是一番好意，但不了解自己，誤解了自己，甚至，傷害了自己。同時，“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之句表明，韓非早已下定了向死而行的決心，做好了向死而行的準(zhǔn)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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