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綱蕭綱的文學意識
生平事跡
蕭綱七歲出宮,七至十一歲在京城及其附近做官,十二至十四歲出遠藩,先后擔任荊州刺史、江州刺史。此前只是個兒童少年,若說他已經具備系統的文學理想,不免夸大其詞,最多只能說具有一定的趣味傾向。經排比蕭綱生平事跡,筆者認為,天監十六年至普通元年四年間,蕭綱返回京城的這段時間,對于蕭綱文學理想的形成可能具有決定性意義。十五至十八歲,通常是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形成的關鍵階段。這段時間內揚州文壇的風氣以及一系列事件,對蕭綱的影響值得仔細分析。
眾所周知,蕭梁政權是自蕭齊政權禪讓而來的,梁初的文學也與齊代文學一脈相承。對齊梁時代的文人而言,宋代詩人謝靈運名氣極大,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近代文學的第一座大山。有趣的是,謝靈運詩歌的缺點明顯,亦人人看在眼里。已故齊代詩人謝朓的成就,當時已得到普遍認可。活到梁初的著名詩人當中,江淹(444—505)于天監四年去世,但是,“江郎才盡”,江淹的文學成就在他生前已經是昨日黃花,影響力有限。沈約(441—513)穩坐文壇的第一把交椅,早在齊永明年間,沈約已經在所撰《宋書·謝靈運傳論》中將發明詩歌聲律的功勞攬到自己的名下,沈約的詩風屬于永明體。若就在梁初文壇的影響力而言,任昉或許比沈約還要大。任昉(460—508)文名盛于齊梁間,與沈約齊名,當時號“任筆沈詩”。但是,當時文、筆有所區分,詩賦是文學世界的“上等公民”,任昉對自己沒有詩名引以為恨,晚年傾力作詩。昉因博學,詩歌用事成癖,后進受此影響,文章殆同書抄,竟成一時風氣。天監年間劉孝標編《類苑》、梁武帝敕編《華林遍略》,編撰類事之書的競爭,雖然未必是任昉詩風的直接影響使然,但是,屬文煊博的需要,一時風會確實是客觀存在的。對于梁初十來年間的文壇風氣,任昉是影響力最大的人物,沈約次之。當時京城士子寫作詩歌,用典的風氣、講究聲律的風氣,都比較盛。
三體
任昉于天監七年、沈約于天監十二年相繼去世之后,天監十六年至普通元年(517—520),十五至十八歲的蕭綱返回并留在京城任職,正趕上文壇對天監初年詩風進行總結與回顧的時期。真正是個歷史的巧合。天監十一年表上的蕭子顯所著《南齊書》的《文學傳論》,可以想見蕭綱必然是看到的。該論綜述“今之文章”分為三體,一則出于謝靈運;二則出于傅咸、應璩;三則出于鮑照。這三派文風,在梁初詩壇均有相應者,一則謝靈運體,二則受任昉影響者,三則受沈約影響者。子顯對文章三派都有所批評,并提出三派之外的理想的文學。從時隔十年之后蕭綱對蕭子顯的激賞,以及《與湘東王書》與《南齊書·文學傳論》類似的立論傾向來看,蕭子顯對梁初詩壇的分析批判,必然曾經打動青年蕭綱的心。并且蕭綱后來明目張膽倡導宮體詩,與《南齊書·文學傳論》所揭發的“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文學史邏輯的啟示可能也有關系。
詩品
成書在天監十三至十六年前后的論詩名著鍾嶸《詩品》對詩歌用事及聲律說的猛烈抨擊,也是眾所周知。天監十七年蕭綱為西中郎將、領石頭戍軍事,鍾嶸曾經任西中郎晉安王記室,是蕭綱的幕僚。這時,新撰成的《詩品》以及鍾嶸對齊梁文學的分析、品評,蕭綱更加不可能不了解。這里錄《詩品》中品任昉、沈約二則評語:“彥升(按:任昉字彥升)少年為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遒變。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學,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薄坝^休文(按:沈約字休文)眾制,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余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于經綸,而長于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王融)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云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于范(云),意淺于江(淹)也?!边@里,一代文宗都成了任人評說的對象,任昉博學用典,文體淵雅,但是,動輒用事,詩不得奇,末流則文章殆同書抄了。沈約的成就雖為一代之選,但是,效法鮑照,長于清怨,雖為閭里少年所重,然于雅麗有所不足。蕭綱在《南齊書·文學傳論》、《詩品》之類對近代文學分析與批判的風氣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學趨向與觀念。
藩府文風
普通二年至中大通二年共十年的時間內,蕭綱先后出任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揚州刺史。其中,雍州七年,為時最久,對于蕭綱及其文學集團的活動來說,也最重要。雖然蕭綱自幼即是晉安王府的文學集團的中心人物,但是,他成為一個真正的核心和領袖人物,大概是從普通二年(521)十九歲的蕭綱再度自京城揚州出為外藩時期開始的。普通二至四年共二年多南徐州刺史任內,蕭綱與陶弘景、何胤這樣的在野的重要人物均有交往;他與幕僚之間則有過一次較大規模的集體游覽唱和的詩歌活動可考。蕭綱《往虎窟山寺詩》,治中王冏、記室參軍陸罩、前臣刑獄參軍孔燾、州民前吏刑獄參軍王臺卿、西曹書佐鮑至有應和之作。據鮑至和詩“年還節已仲,野綠氣方韶”句,可知時令在仲春。則為普通三年或四年二月。自普通四年(523)至中大通二年(530)約七年多的雍州刺史任期,對于蕭綱的政治軍事文學生涯來說,都是最為重要的歷練?!读簳の膶W·庾肩吾傳》敘述蕭綱文學集團的活動及其歷史地位,大約即就雍府至東宮時期而言:“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逾于往時?!卑矗骸读簳反斯澦鲋T人名,“陸杲”應為陸罩。陸罩在雍藩,頗得晉安王器重。足與徐、庾、三劉并駕齊驅。《南史》卷四八《陸杲傳》附子罩傳:“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藩,為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薄赌鲜贰肪砦濉稹垛准缥醾鳌罚骸埃缥幔┰谟褐?,被(晉安王)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眾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蕭綱在雍州,有下令幕府賦詩的記載可考?!度召x詩教》:“二府州綱紀:今氣序韶明,風云調謐,豈直洛格嘉宴,金谷可游,景落興遒,舞雩斯在,咸可賦詩?!苯谭Q“二府州綱紀”云云,“二府”指將軍府、寧蠻府,自是在雍州時的稱呼。因此可知該命令作于雍州。 蕭綱的文集,如前揭《南史·陸杲傳》所述,由陸罩編撰。該文集八十五卷,編成于大通元年(527)的雍州府。《隋書·經籍志》集部別集類:“《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陸罩撰,并錄。”文集編成之際,蕭綱將文集示張纘,張纘有書謝示集,蕭綱遂又有《答張纘謝示集書》之作。這篇文章的寫作原由與行文方式,都有點依仿歷史上曹植將所作文章示楊修并作《與楊德祖書》故事。二書分別都是作于曹植、蕭綱二十五歲之年。所以,如同曹植的《與楊德祖書》一樣,蕭綱的這篇《答張纘謝示集書》其實是對生平創作的一篇總結性論述。書曰:
“綱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旦睛,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蜞l思凄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這篇文章“罪在不赦”之前的部分,認為文章的地位天經地義,批評揚雄、曹植鄙薄文學的觀點?!爸寥绱和ヂ渚啊币韵碌囊还潱允鲎约旱膶懽?,春風秋雨、浮云明月,是自然季節與物色的感激;賓駕宴集、邊塞征戍,則因事抒情。如果要將這段論述所反映的文學觀念作一立場的定位,從積極的方面可以看到,高度重視文學的價值;從消極的方面看,蕭綱的寫作與風景、游宴、心情直接相關,所謂“寓目寫心,因事而作”,顯然反對為文造情,與文學的“古典主義”最不相干。
雍府時期,徐陵、庾信先后加入晉安王幕,對于蕭綱文學集團來說,堪稱一項重大事件。徐陵入晉安王幕,時在普通四年(523),徐陵年十七歲。時陵父摛為晉安王咨議參軍。大通元年(527),庾信年十五,隨父肩吾入晉安王幕府,釋褐為國常侍。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均父子共事晉安王蕭綱。作為蕭綱文學集團的后進,徐陵、庾信以卓越的文學成就,將宮體文學的理想發揚光大,后來成為彪炳文學史的巨擘。直至唐天寶十二載(753),論者舉文詞華麗,仍以“徐庾”為首。《通鑒》記載,唐前進士劉乃上書中書舍人,批評當時以文詞取士的制度,曰:“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痹≡唬骸靶炝?、庾信,唐正元(按:貞元)、大歷以前,皆尚其文。”得其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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