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耶律楚材的主要成就
行政
蒙古建國
蒙古建國之初，實行軍政合一制度，只有萬戶、千戶、百戶等統帥軍隊的長官，沒有治理政事的長官，攻下城鎮(zhèn)后不派兵鎮(zhèn)守（無序守護基本屠殺光了）。耶律楚材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提出建議：“地方上應設置官吏統治老百姓，另設萬戶總管軍隊，使軍政相互遏制，防止獨斷獨行。”窩闊臺采納了。窩闊臺還根據他的建議，在中央設立了最高行政機構中書省，任命耶律楚材為中書令。
蒙古軍隊侵略亞歐各國和征服國內各民族的時候，曾執(zhí)行殘酷的屠城政策。在耶律楚材的勸說下，屠城的事漸漸少了。成吉思汗并沒有制定完整的法律，“札撒黑”只是一種適用于草原的習慣法。蒙古統制范圍擴大到中原以后，刑事案件大大增加了，情況也復雜得多了，耶律楚材提出《便宜十八事》作為臨時法律，嚴禁地方官吏擅自濫殺老百姓，不準商人財主貪污公物，打擊地痞流氓殺人盜竊，禁止地主富豪奪取農民田地，這樣，社會秩序就漸漸安定了下來。
此外，在耶律楚材的建議下，窩闊臺改變了過去“裂土分區(qū)”的分封制，在各地設立十路征收課稅使，并定下“五個絲”制（5個人繳納1斤絲)，把征稅的權力收歸中央。
制定禮節(jié)
太宗窩闊臺即位時，耶律楚材參照中原王朝的禮儀，為他制定了登基的儀式，并勸服窩闊臺的哥哥察合臺率領皇族中長輩向他行參拜大禮。參拜禮節(jié)的制定，使大汗在蒙古貴族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得到了確認和鞏固，增加了大汗的威嚴和權力。這是耶律楚材推行自己的主張，按中央集權的方式向蒙古統治者施加影響的第一步。
實行政策
經濟政策
在經濟上，耶律楚材針對中原腹地遭受多年的戰(zhàn)爭破壞，生產凋敝，百姓困苦的情況，主張輕徭薄賦，愛惜民力，發(fā)展生產。
軍事政策
軍事上，耶律楚材提出改革蒙古族軍民一體的治理方法，主張軍民分治，設立州縣，管理民政；設置萬戶所，負責軍政；課稅所負責征收賦稅。這樣就把軍權、政權和財權分割開來，可以相互牽制，相互監(jiān)督。協調了漢族地主和蒙古貴族之間的矛盾，鞏固了蒙古的統治基礎，加速了蒙古統一全國、建立中央集權政治的步伐，對蒙古和中原的歷史都產生了深遠巨大的影響
教育政策
教育上，耶律楚材大力倡導儒學，推崇孔子。他征得太宗的同意，修復了孔廟，優(yōu)待孔子后裔，建立了國子學，用封建文化教育民眾。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又提出恢復科舉取士。第二年，元朝首次開科取士，一次錄取了4000多人。科舉考試的恢復，提高了中原儒生的地位，為國家發(fā)現招攬了大量的人才，為忽必烈時期蒙古帝國的發(fā)展繁榮積蓄了力量，奠定了基礎
阻止屠殺
耶律楚材還堅決反對戰(zhàn)爭中的殘暴行為。蒙古慣例，對拼死抵抗的城池，城破之時，就要屠城，作為報復。耶律楚材力勸太宗改變這種野蠻做法，保全普通百姓生命。太宗采納了他的建議，一場毀滅中原農業(yè)文明的浩劫被阻止了，中原千百萬生靈被保全了下來。這是耶律楚材對中國歷史、中華文明最大的貢獻。
保護人才
耶律楚材為了使蒙古上層接受漢文化，利用蒙古貴族的實用主義思想，名為因俗而治之，主要從保護和任用儒才、傳播儒家禮教的方面入手，但是基本未被采納。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區(qū)后出現了一個問題:該如何治理這個文化先進的地區(qū)？耶律楚材上奏說:“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他深知要統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漢法統治之道的是漢儒士[15]。于是他在得勢之時大力保護漢儒士并引薦他們進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轄區(qū)設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課稅使[19]，皆由儒士擔任。詳情如下：燕京陳時可、趙肪，宣德劉中、劉桓，西京周立和王貞，太原呂振、劉子振[20]，平陽楊簡、高廷英，真定王晉、賈從，東平張瑜、王銳，北京王德亨、侯顯，平州夾谷永（女真人）、程泰，濟南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這是蒙古最高統治集團大批任用漢人之始。
文化政策
在蒙古滅金國、吐蕃、大理和征伐南宋時，許多名士如元好問、趙復、竇默、王磐等人都被保護并起用。這對于北方學風的興盛有很大的影響。1237年，隨著金朝的滅亡，統治地域的擴大，國家需要大量的人才來治國。耶律楚材上奏說:“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窩闊臺聽從了他的意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辭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傳》）這次選中的有許多人才，如楊奐、張文謙、趙良弼、董文用等人，他們后來都是忽必烈時代的名臣，為完成蒙古國的漢化做出了巨大貢獻。這次考試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課役上的優(yōu)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經濟各領域都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還向蒙古貴族傳授儒家思想。他先從尊孔開始，金滅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孫元惜，奏襲封衍圣公，服役林廟地。”他還向統治集團講經，講學之風漸起，在京城還設置了國子學。
在文獻方面他也做出了貢獻，由于與論題的聯系并非十分緊密所以下面只是簡單敘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陽設置經籍所，在燕京設置編修所，整理編輯經籍；保存了關于遼史的重要文獻。
漢化貴族
耶律楚材還曾師從曹洞宗宗師行秀，受到佛法的影響。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為歸依，在行動上又遵循儒家的濟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說：“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畢矣。”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崇尚漢文化，但在他看來，沒有什么華夷之分和華夷之防。
社會改革
蒙古是個游牧民族，處于奴隸社會。他的各項制度和社會組織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長制為基礎的。這種種制度對于統治先進的中原地區(qū)來說無疑是極為落后的，也無法適應當時的社會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這一點，于是在各個方面開始了改革。
禮制：判斷一個文化的先進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禮制是否完善與先進。
1229年秋天，蒙古國的宗王和大臣們在曲綠連河曲雕阿蘭地方舉行忽鄰勒塔（大會）。在大會上為了繼承問題討論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結果，由窩闊臺即位。
在窩闊臺大汗即位時，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傳統，制定了冊立儀禮。這種儀禮要求皇族尊長都就班列拜，這與蒙古的習俗是大相徑庭的。耶律楚材從親王察合臺入手開始做工作。他說:“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傳》）
蒙古帝國以前并沒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禮。忽鄰勒塔大會實際上是部落聯盟的議事會議。大汗相當于部落聯盟的首領，雖然擁有至高的軍事權力，但在禮儀上與各部落酋長仍然以兄弟相稱，不存在嚴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禮的實施是對中原禮制的繼承，它表現了大汗至高無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權力。這種制度即使是在元朝滅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著。
行政制度：自秦漢以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一直存在著矛盾。要鞏固一個地域廣闊的封建王朝，必須有切實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進行行政改革的一個最大目標：削弱地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為中書令，受命全權籌設中書省（中書省在金朝沒有，在唐朝只是專管頒發(fā)詔令文書的機構而無行政權。在金朝與唐朝，管理行政的是尚書省。）蒙古帝國開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機構。中書省雖然只是秘書處一類的班子，但因它關系到發(fā)放文書、處理文件等重要事務，實際權力還是很大的。
在蒙古興起、征伐金國的過程中，有一大批金國官將和地主武裝的首領歸附了蒙古，主要是漢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從13世紀20年代起，他們逐漸成為蒙古政權下新的權貴，形成了專制一方的地方勢力。蒙古國時期還實行分封制。統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縣分封給諸王、功臣、駙馬作為“投下”。耶律楚材封地為真定路鼓城、安平、饒陽、武強等地。這些權貴的官職和地盤是世襲的。在其轄區(qū)內，他們集軍、民、財權于一身，既是軍事長官，又是行政長官，他們可以自辟衙屬，任命屬官，自定賦稅，進行征收。這很類似于唐代的藩鎮(zhèn)。雖然他們的獻納和軍隊是蒙古國財政和軍事的主要來源，但其獨霸一方的狀態(tài)從根本上說是不利于蒙古國的統治的。并且各漢人世侯擁有一批兵農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驅奴，這種人生依附關系強化的現象實際上是一種退步，是部落酋長制及奴隸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與中原封建生產關系的一種特殊的結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書建議使軍、民、財政分開，是實行漢法的又一嘗試。但這項政策受到了權貴的抵制，并且當時蒙古仍處在四面征伐的情況下，所以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只是基本做到“課稅所掌錢谷”，而民、軍分職的方案則不得不擱置。
1235年，大斷事官失吉·忽禿忽檢括中原戶口，得110萬余戶，他按蒙古傳統，把76萬戶分給諸王、貴族，這種戶稱作“位下”或“投下戶”其余屬各級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對說“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窩闊臺說：“已許奈何？”對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貢賦，歲中頒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戶絲”制，即每五戶合繳絲一斤給受封者。另外，每二戶出絲一斤作為國稅給政府。于是把征稅權奪了回來。防止了地方勢力的強大。
賦稅制度：蒙古向外擴張，其目的是為了掠奪。到某一地后總是把財產搶劫一空，把擄來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隸，按功大小分給貴族、將領。這種掠奪方式對社會生產力破壞巨大且不適合農耕經濟，不利于對中原地區(qū)的統治。當時對于蒙族統治者來說，不知賦稅為何物，更不知賦稅對于經營中原地區(qū)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經看到這一點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計劃。
作為一個游牧民族，蒙古統治者還不知道農業(yè)經濟對經濟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耶律楚材堅決反對，抓住窩闊臺想增加財政收入以更好地推進軍隊擴張的心理，他說:“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余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元史·耶律楚材傳》）
于是窩闊臺采納了耶律楚材的意見，把全國分為十路，每路設正副課稅使，他們直接隸屬于可汗，與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軍政的萬戶鼎立而三，各不相干。這十路分別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陽、真定、東平、北京、平州、濟南。收稅的制度一直在不斷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稅制大致確定:
地稅——上田每畝3升，中田每畝2升半，下田每畝2升，水田5升
丁稅——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每年納粟1石，奴婢5升，新戶奴婢各半，老幼不納。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稅計，田少人多者按丁稅計。
戶稅——以戶為單位繳納科差，有絲料、包銀兩種。（《元朝簡史》邱樹森）要使賦稅制度順利推行，在兵荒馬亂的時代必須注意到兩個問題，一是要盡可能保留足夠數量的人口，二是要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處流亡。在保留足夠數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變蒙古軍隊對反抗者進行屠城的老習俗。在速不臺即將攻下汴梁時，向窩闊臺報告準備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說：“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于是窩闊臺下令免屠，保住了147萬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開，此后許多抗擊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沒有出現千里無人煙的慘境，中原經濟發(fā)展的潛能得以保留。另外，當時的貴族地方勢力亂征稅役，高利貸者盤剝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稅收，重整高利貸債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矛盾。
但是在實施中，蒙古人的稅收很不規(guī)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臨時征發(fā)攤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農民逃亡，流民數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間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編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賦稅征收制度，加強對地方征收賦稅官員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監(jiān)督。
法制：蒙古國落后的社會組織形式決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極其幼稚的。隨著蒙古國統治地區(qū)的擴大，社會治安、吏制等問題日益嚴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類似于部落聯盟內部規(guī)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適應復雜的社會形勢。當時州郡長官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殺人越貨的現象十分嚴重。耶律楚材針對社會現實，本著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則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為臨時法律。對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貴族不納稅、貪污官物、死刑判決等方面的問題做出了具體規(guī)定。這使得當時的社會情況有一些好轉。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決定了他們無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區(qū)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漢化的程度較深，其《泰和律》是比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較適用于中原地區(qū)，蒙古人就偷了個懶，在占領的中原地區(qū)內采用《泰和律》。后來，元朝建立，忽必烈?guī)缀鯖]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礎上改動了一下，頒布了《元典章》，這里面除了有漢法的結構外，還加入了適應民族等級制度的法律條文，其規(guī)定有著明顯的蒙古族本有的習慣法的痕跡。
耶律楚材的政治愿望在忽必烈汗時期的實現。忽必烈在位時重新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體系以及相應的各種典章制度，中統、至元間的創(chuàng)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軍、政統治機構，主要由中書省、樞密院和御史臺構成。中書省相當于金朝的尚書省，領六部，掌全國政務。樞密院“掌天下兵甲機密之務”。御史臺“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中央機構還有翰林國史院，大司農司等，特設機構還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機構，在忽必烈時為十路宣撫司，他們各自為政，有較大的自主權，當然這種自主比起各個汗國來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漢制中的中央地方關系來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員（主要是漢人）希望能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議（當然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書省職權，簡稱行省”。后來成為固定的機構，成為地方與中央的有效連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機構分別為:路、府、州、縣。諸王、勛戚在內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當特權，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樣被納入郡縣制體系。
綜上可知在忽必烈時期，中央地方行政機構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繼承了漢唐以來中原王朝行政機構模式并加入了適應本族特點的一些機構（如宣政院，今西藏、尼泊爾等地）。機構以中書省為中樞，下屬各級行政機構都通過中書省而直接隸屬于皇帝，可見行政機構的骨架實際上繼承了耶律楚材的構想與設置。另外樞密院掌管的各級機構如萬戶府與地方州府縣是分離的，且有專門的監(jiān)察機構——御使臺及其下屬單位——考察官吏的得失，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軍政分離、中央集權、司法檢查獨立”的若干政治思想。這種體制對于對中原的統治來說顯然是很有效率的。
賦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時期的賦稅制度。只對賦稅數額有所調整，并在舊制的基礎上明確規(guī)定輸納時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會計之法，使之更趨完善。賦稅制度的完善標志著蒙古統治者對農業(yè)經濟（中原經濟模式）的認同，也可見耶律楚材在賦稅上的貢獻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領地中，經濟成份是多元的，有農耕經濟（主要在中原）、商業(yè)經濟（遍布全國，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樂于投資）和游牧經濟（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區(qū)），蒙古貴族并不看重農耕經濟，而是熱心于海外貿易給他們帶來的豐厚利潤，這與各朝的農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時期，上述的那些亂征收的情況依然嚴重。
銓選制度：銓選制度即官吏選拔制度。中統初（忽必烈年號），“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戶、禮為左三部，工、兵、刑為右三部。至1264年，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縣官吏，行遷轉法。”至此，任命、遷調各級官員的權力始收歸中央，初定一代銓選制度。
元朝科舉的最初嘗試是“戊戌選試”（上文有介紹）。但是元朝始終沒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說的那樣，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金朝人和南宋人的地位，這不是蒙古貴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們采取了應景的方式，延佑年間（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設科取士，主要內容都是儒家經典，其規(guī)模不如唐宋，只不過是統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種形式罷了，南人要想入仕大為困難。于是我們不得不說，元朝的科舉制之不過是一種形式，并沒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礎上走多遠。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經網絡了許多人才，他們在忽必烈時期都是改革的賢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較大的是張文謙和王磐。
張文謙任中書左丞，“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主要參與賦稅之務，又“以乙未歲戶帳為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余良民為奴之理，議遂定，守以為法。”（《元史·張文謙傳》）防止了大量人民淪為家奴的情況出現。王磐人參議行事，翰林學士。“是宮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屬雜至帳殿前”，王磐上書曰：“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慣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后進。于是儀制始定。”并且他還在朝廷裁減機構時奏疏諫按察使不可罷。又“臣以為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王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元史·王磐傳》）反對因人設官、貴族因門第輕易入仕。
另外還有許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規(guī)范化；趙良弼乃是當時的大將，東征西討；竇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為，曾任翰林侍講學士，對皇族內學風大盛有極大的影響。
文學
耶律楚材多才多藝，在文化藝術方面有卓越修養(yǎng)和多種貢獻。他是中國提出經度概念的第一人，編有《西征庚午元歷》，還主持修訂了《大明歷》。他酷愛詩歌，寫過不少詩作，現存于世的有《湛然居士文集》共14卷。
他曾隨從成吉思汗和窩闊臺遠征四方，寫下了大量詩歌，其《湛然居士文集》收錄了660余首詩。他的詩應酬之作頗多，往往流于率易，缺少錘煉。他曾隨蒙古大軍西征萬里，熟悉邊疆的風土人情、山川景物，在詩中生動真實地描繪了奇瑰壯麗的西域風光。其西域詩有50余首，其中《西域河中十詠》尤為人稱道，如：“寂寞河中府，連甍及萬家。蒲萄親釀酒，杷欖看開花。飽啖雞舌肉，分餐馬首瓜。人生唯口腹，何礙過流沙。”“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馬乳，杷欖燦牛酥。釀酒無輸課，耕田不納租。西行萬余里，誰謂乃良圖。”這些詩篇是后人研究西域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耶律楚材尤其擅寫律詩，詩文集中尤多七律。如《庚辰西域清明》：“清明時節(jié)過邊城，遠客臨風幾許情。野鳥間關難解語，山花爛熳不知名。蒲萄酒熟愁腸亂，瑪瑙杯寒醉眼明。遙想故園今好在，梨花深院鷓鴣聲。”如《陰山》：“八月陰山雪滿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絕壁噴晴月，擎海層巒吸翠霞。松檜叢中疏畎畝，藤羅深處有人家。橫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如《和移刺繼先韻》：“舊山盟約已愆期，一夢十年盡覺非。瀚海路難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飛稀。漸驚白發(fā)寧辭老，未濟蒼生曷敢歸。去國遲遲情幾許，倚樓空望白云飛。”他的律詩韻律流暢沉穩(wěn)，風骨雄健豪放，境界開闊，情調蒼涼。耶律楚材也能填詞，如《鷓鴣天·題七真洞》：“花界傾頹事已遷，浩歌遙望意茫然。江山王氣空千劫，桃李春風又一年。橫翠嶂，架寒煙。野花平碧怨啼鵑。不知何限人間夢，并觸沈思到酒邊？”詞中化用黃庭堅的詩句表達了對世事變遷的感慨。王士禛在《池北偶談》中稱其文集“中多禪悅之語。其詩亦質率，間有可采者”，并舉其《贈李郡王筆》、《寄平陽凈名院潤老》、《過武川贈仆散令人》、《過燕京和陳秀玉韻》、《贈蒲察元帥》、《河中游西園》、《壬午元日》等幾首作品，稱“已上數作，頗有風味，皆從軍西域之作也。”
耶律楚材作為契丹后人，十分重視保存遼代文化。現存遼代篇幅最長的契丹語詩篇《醉義歌》就是由耶律楚材譯為漢文七言歌行體長詩并保存于《湛然居士文集》中。就其文化貢獻而言，耶律楚材是足以彪炳史冊的巨人。
書法
耶律楚材少年時受金代文化影響至深，在趙孟頫扭轉金及南宋末午書法流風之前，他的書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元史》本傳稱其：“善書，晚年所作字畫尤勁健，如鑄鐵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他的書法繼承了唐宋顏真卿，黃庭堅書風，雄放剛健、硬拙挺拔，以端嚴剛勁著稱，有“河朔偉氣”，與后來趙孟頫提倡的晉人韻味迥異。明人宋濂說：“耶律文正晚年所作字畫尤勁健，如鑄鐵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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