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辟之王辟之的貢獻
王辟之的作品內容豐富,體裁廣泛,為后世對北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對一些政治家、文學家的生平研究以及山東省的地方史研究、宋詩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實可靠的史料。王辟之長期擔任北宋基層地方官吏,交際范圍主要是官場,所以對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傳聞故事非常感興趣也十分熟悉。書中的前半部分如帝德、讜論、名臣、知人、奇節、忠孝、才識等篇記錄了大量明君、賢臣的歷史事跡,如“杯酒釋兵權”、“開卷有益”的宋太祖趙匡胤、“治最為天下第一”并修岳陽樓的滕子京、力主革新變法的王安石、品行高尚的司馬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以及大將軍狄青、名臣寇準等,很有史料價值;同時,王辟之又是一個文人,對詩人、書畫家等文藝界的軼聞趣事非常關注,如著名文學家蘇軾、歐陽修、尹洙、蘇轍,山水畫家李成、著名詞人柳永等人的事跡也時時出現在書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書中的“官制”、“貢舉”、“文儒”等部分,準確、翔實的記錄了當時的官制、科舉情況,為后人留下了非常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為研究北宋官制和科舉提供了大量真實的佐證;“歌詠”、“書畫”部分,記錄了大量詩人、書畫家的創作經歷和藝術理論,是我們研究宋代文學史、書畫史時不可不讀的參考文獻。
王辟之是臨淄人,晚年大部分時間又在臨淄度過,所以《澠水燕談錄》記錄了大量北宋時期臨淄以及周邊地區的人和事,比如以著書扶道為己任、著《山東野錄》七篇的臨淄人賈公疏;教子有方、少寡情欲的臨淄長壽老人麻希孟;博學醇德的臨淄名儒趙師民等。書中對范仲淹知青州的事跡也記之甚詳,有近十條之多。另外,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還在有意無意之間創造了幾個第一:這在瓦當的收藏、研究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因而意義極大。原文是:“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浚池,得古銅瓦,五皆破,獨一瓦完。面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群峰,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總秦鳳刑獄,摹刊于石,置之岐陽憲臺之瑞豐亭,以貽好事者。”由此可見,從一千年前的北宋時期開始,瓦當就已經成為文人雅士案頭的賞玩了。第二,我國古典文學史上關于“三蘇”并稱最早也源于本書。據《卷四·才識》記載:“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壯歲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為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于朝,士大夫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為老蘇、軾為大蘇、轍為小蘇也。”本書還記載了許多蘇軾的事跡,對我們今天研究宋代文學有很珍貴的價值。特別是書中提到,宋使張蕓叟奉旨出使遼國,在幽州的旅館里發現有遼國人在墻上抄錄的蘇軾詩歌,還聽說范陽的書店曾經刊刻蘇軾的詩集等事,對我們研究蘇軾詩歌的影響和傳播有重要意義。
《卷八·事志》記載:“皇佑中,范文正公鎮青州,龍興僧舍西南陽溪中有醴泉涌出,公構一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名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茂密,塵跡不到,去市廛才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最為營丘佳處。”書中對“虹橋”的記載是最早的,以至于不了解王辟之歷史的某些當代橋梁史專家給王辟之冠以了古代橋梁專家的稱號。據《卷八事志》記載,青州太守夏竦見城中的橋梁常被大水沖壞,便想辦法改建。這時,他正好得到了牢城中的一個“廢卒”。“廢卒”就是關押在監牢的殘廢士兵。這個人有“智思”,也就是有超常的智慧。這個“廢卒”取來數十根大木,相貫為橋,無柱的虹橋就這樣造出來了。這是我國歷史上有據可查的最早的“虹橋”之一。另外,“開卷有益”、“高下其手”兩個成語源于本書,對淮安點心“蜂糖糕”、江南“建茶”、紙牌、麻將的前身“葉子”、安南椰子等物產的記載也是較早的。書中還有“用長松治麻風病”的最早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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